唐万新现状（唐万新出来了吗）
唐万新现状（唐万新出来了吗）
读罢《中国股市十七年》，颇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正如张志雄在此书的结尾写道“够了，本书快要成了犯罪大全了，我们仿佛身处贼窝”。 中国股市的十七年是一部充满了欺骗、犯罪、腐败、圈钱和权力斗争的传奇小说，置身其间者苦不堪言，有人一夜暴富，更多的人则是劳神伤财，置身事外者则仿佛在观看一部光怪陆离的电影。在这部传奇里，早期的弄潮儿把握了时代先机，他们有的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但更多的则在这个充满欺诈的游戏中被套牢，甚至倾家荡产。而我们不光看到他的传奇，也看到金钱及欲望所来的种种扭曲，“先富起来”的这部分，很少有人能及时收手，他们想要在这场贪婪的游戏中得到更多，结果许多人反而被金钱机器所捕获。 中国股市的混乱不仅摧毁了许多传奇大亨，也摧毁了一批*企业。 许多人说起中国早期股市的传奇人物，吕梁、朱焕良、唐万新等人，难免心怀愤懑。他们用种种不光彩手段，将民众的财富攫取，自己获得巨大利益。这些传奇人物当年操纵股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得到巨额财富，在钱生钱的游戏中说一不二。 但他们的结局也难以称得上圆满。这些人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漂泊海外。当然有人认为与他们的所作所为相比，逍遥法外或者与其罪行不相当的惩罚是非常轻微的。而在我看来，这些本应该是非常*的人才在中国经济史中却只能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并最终为大家所唾弃，这是他们的悲哀。 而在股市的混乱里更让人痛心的是，有许多*企业就此毁灭，股市让人看到无本买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利润。实业家们也按捺不住，纷纷投身股市，弃实业于不顾。这不仅是对股市的破坏，更是对实业的重大破坏。而一些*的实业家也在股市的乱潮中落马，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十七年来的股市发展曲曲折折，其中不难发现的一双黑手就是政府。因为政府的股权分置才造成中国股市十几年来的扭曲；因为政府给上市公司资金定额度，才造成上市公司将股市视为圈钱的地方。而几乎所有投机家和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大鳄都与政府有或多或少的牵扯来往。 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赢家角色的“中经开”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蓝田神话”的瞿兆玉是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德隆的唐万里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我看来中国股市所有的罪恶尽在制度的缺失和不规范，对于中国股市而言，与生俱来两大痼疾，即“旧股不流通”和新股发行审批制。这两大难题可谓万恶之源，“旧股不流通”人为将市场割裂，造成所谓的法人股和国家股。非流通股的价钱远远低于流通股，其中衍生了种种弊病。所幸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已将”旧股不流通“问题解决。 但新股发行审批制却至今仍在祸害中国股市。一个正常的股市实行的是发行注册制，即按要求披露资料即可上市发行，这种制度让市场而不是管理者来决定公司上市。但在中国，实行发行审批制，不但审批重重，增加上市公司制度成本，而且审批环节中滋生的腐败亦令人发指。最重要的是，发行审批制造成上市公司数量少，而质量难以准确衡量。在市场有充裕资金的前提下，僧多粥少使上市公司变成圈钱的场所，股市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上市即市值暴增，而这种暴增却不是建立在公司业绩的前提下。这样的股市处于不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不能依靠公司的业绩来判断投资方向，公司也难以消化暴增的财富，这也是中国股市十七年来投资者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因此可以说是发行审批制扭曲了整个中国股市。 如果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有很好的规范，这些诸如圈钱、欺诈的罪恶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眼看着有漏洞可以钻，有可能一夜暴富，有几个人能忍得了这种诱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制度和法律规范，将人们的投机心理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在做什么呢？ 《中国股市十七年》一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恐怕不是连篇累牍的犯罪记录，而是证监会稽查局调查张志雄时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证监会的角色不清已到了极端的境地，完全搞不清作为监管者应有的行为和态度。 当然如果这么批评政府的话，肯定又会有许多人跳出来说美国的股市当年也很混乱，中国的股市发展时间还不长等诸如此类的话，就好像刘鸿儒在《基金黑幕》出来时抛出的“撒尿论”。 我无比庆幸，我们看到股市的趋势还是在不断开放和向前发展。今天的人们已经获得了比当年更规范的环境，困扰中国股市的两大核心问题“旧股不流通”和发行审批制度，也已经逐步解决。通过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旧股不流通”已经得到解决。 而另一核心问题发行审批制度目前虽未彻底解决，但目前也姑且看得到发展前景，今年1月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发行审批制将逐步向注册制转化，但没有具体时间表。 一个更规范的股市也许让想要投机的人找不到用武之处，但是在更加公平规范的环境下，股市才有可能健康发展，才有可能使每一个身处股市的人有更好的发展。
戴若·顾比（Daryl Guppy）全球金融市场10大技术分析大师之一；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大师，澳大利亚全职交易商，国际技术分析协会会员及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技术分析协会会员；被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和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职业经纪人及交易者尊为教父级人物。
唐万新，德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市场上最为显赫的大佬，50后、60后、70后的老股民对这个名字都应该如雷贯耳。“股不在优，有德则名；价不畏高，有隆就灵”，是股民给他的*赞誉。二十多年前他在股市翻云覆雨，仅仅用了16年时间，便从一无所有到掌管1200亿资产，被众人捧上神坛，又从神坛跌落，入狱8年。
如今的唐万新早已出狱，那么他的现状如何呢？
1. 商业天才的第一桶金
唐万新，1964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兄妹五人，唐万新最小。
1981年，17岁的唐万新考取了华东石油学院工业经济系，可他的理想是理论物理科学家和发明家，两者相去甚远，所以，入学一年半后，唐万新退学回乌鲁木齐市复读，1983年又考入新疆石油学院，1985年再次辍学，他对枯燥的学习生活没有兴趣，这次他立志要做一位伟大的商人。
1986年12月，唐万新筹集了400块钱，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旁开了一家“朋友”彩印店，他常常一边拿着军用水壶泡馒头，一边同一群年轻人指点江山。
唐万新开彩印店赚了60万，60万对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远远满足不了唐万新的野心，他的兴趣太广泛了。
此后，他办过锁厂，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而倒闭；研究过卫星电视接收器，结果技术人员被挖走；办过饲料厂，代理过新疆人造毛业务，甚至跑到偏远的塔什库尔干县承包了一家宾馆……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尝试了诸多行业，折腾了3年多，唐万新欠了100多万。
他把债主们召集到一起:“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信不过我，就送我去监狱。”
1991年，27岁的唐万新时来运转，他的电脑经营公司因为代理Stone打印机在新疆大油田的业务，一下子赚了150万。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上门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给了债主一些利息，由此，他赢得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1992年，唐万新等到了挣得人生第一桶金的机会。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井喷，同年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
唐万新看准时机，一下子雇佣了5000人去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然后将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狠狠赚了一笔，从此，唐万新放弃了实业，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
回到新疆后，他和大哥唐万里等人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
他们在新疆、西北等地区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然后倒卖给新疆的金融机构，或者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
其中最成功的一次，他们以1000万的价格受让了“西北轴承”的1000万法人股，几个月后，出手净赚了3000万元，唐家兄弟在股市赚得盆满钵满！
1994年，唐万新又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3亿元，靠着这笔不菲的资金，唐家兄弟构筑起了他们的金融帝国，奠定了在金融行业大展拳脚的机会。
2.整合实业和资产业，三驾马车一路狂奔
1996年，在西北地区已成诸侯的唐万新把德隆的总部迁到了北京，所谓“得京沪者得天下”，他要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在公司智囊团队的启发下，他提出了“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的德隆核心理念。
他声称要把传统的规模小、投资分散、没有竞争力、体制和观念落后的传统企业，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进行优化整合，做中国*的民营企业。
说做就做，进京当年，唐万新就受让新疆屯河10.19%的股权，不久又增资扩股成为第一大股东；
1997年6月，唐万新又购得沈阳合金29.02%的股权，控股该公司；
1997年10月，唐万新又收购湘火炬25.71%的股份，成为控股方。
江湖称之为“老三股”，“三驾马车”。唐万新一方面用心经营旗下的实体企业，一方面牢牢地控制着老三股，开始建仓坐庄，他通过不断释放利好消息和运用整合重组理念，将股价一步步抬高，然后从中倒货谋利。这三只股票在六年之内，全部上涨了10倍以上，德隆被股民称为“江湖第一庄”。
唐万新的理想是把实业和资本业有效结合，让两者相辅相成，大放异彩，但他忽略了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伤敌的同时也在自掘坟墓:他要建仓坐庄，抬高股价，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整合，都必须要靠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而其旗下的企业，虽然经过整合，利润大大提升，但远远满足不了德隆的资金缺口，这些缺口大多数是由银行贷款和高利息私募来的资金进行补充的。
唐万新利用当时资金市场上的漏洞，用两种方式进行融资:
第一种，先由上市公司向银行贷出下一步并购所需的资金，在完成并购后，再由下一级被并购企业向银行贷款，反过来由上市公司做担保，这些公司之间相互担保、重复质押。
第二种，是以混业经营和委托理财为幌子，通过旗下证券公司，向全国年收入在5000万以上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吸纳资金，承诺提供3%到22%的收益。单单利息一项，德隆每年就要付出30亿，维持高股价的费用也在10亿元，合计40亿元。
一些列的操作，看似公司规模在不断扩大，利润在不断提升，但实际上唐万新一直很缺钱。
3.中科“失火”，殃及德隆
2000年12月，吕梁的“中科系”事件爆发，股市进入一片恐慌，德隆也被殃及，其旗下最重要的融资平台金新信托一度出现41亿元的未兑付缺口。
为了应付财务危机，从2001年开始，唐万新每天下午3点准时召开“头寸会”，各金融机构把当天的危机程度和数据以及头寸写在黑板上，然后唐万新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哪一笔头寸解决哪一笔危机，精确到每一元钱。
2002年6月，唐万新染指几家地方商业银行，企图在进入银行董事会后，利用各种项目以及关联公司之名获取资金。
一系列的操作并没有成功地解决德隆的资金问题，迫不得以，唐万新将德隆*的一块资产——湘火炬以1亿股法人股质押给了银行，此后半年里，德隆所有上市公司法人股都被抵押干净。
破屋又遭连夜雨，媒体总会不失时机地痛打“落水狗”，2004年3月，有媒体报道《德隆资金链绷紧》，称:德隆已经将大部分资金压在了旗下的各只股票上，由于资金短缺，不要寄希望于它会为这几只股票护盘，现在它们都卯足了劲往外跑。负面新闻迅速在各大网站飞速传播。
4.大势去，曾经枭雄今安在？
4月3日，是唐万新40周岁的生日，唐万新怀着沉重的心情召开了最后一次高层会议，号召员工展开自救，都去购买老三股，部门经理10000股，普通员工1000股。可灾难还是如期而至，多米诺骨牌一旦倒塌，一切都无法挽回，10天后，合金股份率先跌停，老三股全面下挫，流失市值从*峰时的206.8亿元跌到50.06亿元，一夜之间蒸发了160亿。而此前，唐万新利用坐庄手段，从中国3000万股民手中，平均每人拿走了500块，不该拿的，终究要还回来。
债权人疯了一样从全国各地冲向德隆在北京和上海的总部，称一定要抓住唐万新。
此时的唐万新，把外交事宜都交给了大哥唐万里来打理，他本人则四处求援，低调的他此前很少公开露面，跟各地政府几乎没有打过交道。但迫于形势，唐万新第一次踏进了证监会的大门，还跟美国高盛公司、民生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有过洽谈，但都没有结果。
德隆手中的所有投资股权要么质押，要么出让，10多个省市的公检法部门纷纷在各地查封德隆资产和准备抓人，数十家银行纷纷起诉德隆，唐万新更是人人得而诛之，谁敢做这个接盘侠呢？
5月29日，唐万新被迫出走缅甸，但此案已经惊动中央，北京成立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德隆事件，公安部也专门成立了706专案组调查德隆的犯罪行为。
7月18日，唐万新主动回国，据传唐万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就有进去的准备，十年后我仍然是一条好汉！随后，唐万新被监视居住。
2006年4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出以40万元的罚款。
这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天才，在服刑期间，坚持每天学外语，还报考了北京大学函授考古专业，他可能忘了，二十五年前，他曾经立志要当一位发明家的，可后来却做了一位商人，现在又要学考古，真是让人无法捉摸。
由于唐万新一案涉及面庞杂，光是律师诉讼费就要265万，而唐家最多拿出120万，其余都是唐万新在新疆的朋友帮忙解决的，一位追随唐万新多年的兄弟说:已经翻箱倒柜了，万新真是没有钱。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du的，一定是最精彩的”，这是唐万新的名言，他在裕民县有个农庄，会议室里挂着一块大匾，上书“唯我独尊”四个大字。
这个唯我独尊，曾经拥有1200亿资产，500多家企业和30万名员工，立志要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家，最后拿不出256万的律师费，辉煌只是黄粱一梦，梦醒已身陷囹圄，自己还落了一身病。人生究竟是该为了梦想奋不顾身，还是该平淡是真呢？
受唐万新的牵连，数十家银行和数千家大小公司损失十分惨重，很多企业家将辛苦赚来的钱交给唐万新打理，最后血本无归，当时的报道称，其中最为惨重的是浙江纳爱斯集团，达6亿元。
江苏亚星客车董事长李学勤，甚至绝食讨债。在德隆的会议室里，56岁的李学勤嚎啕大哭，不停地用头猛撞会议桌，他说:如果收不回钱，我只有一死以谢亚星6000名职工。让人不胜唏嘘！
另外还有10多万的个人投资者，损失都由当地政府埋单了。
唐万新的商业才能是不可否认的，就拿新疆屯河来说，经过整合，从一家效益平平的水泥厂，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商，浓缩番茄酱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额的17%，同时解决了新疆10万农户的就业问题。
老三股后来也都成为德隆系重要的产业平台，直到德隆倒塌时，依旧被资产界和实业界垂青。
但给如此众多的银行、企业和个人以及地方政府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不知道唐万新有没有悔过过。
唐万新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在2020年，证监会下发了一张《处罚决定书》，唐万新被证监会警告了，原因是作为斯太尔的实际控制人，知悉并隐瞒了财务造假相关事宜，同时被警告的还有另外几个人，看来，唐万新依旧在股市摸爬滚打。
后记:高额的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我不禁想起来几年前的P2P投资理财平台，害得多少人血本无归，其实前车之鉴，早已有之，挣钱不易，投资理财需谨慎！
市场结构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提供了方便
股票市场结构本身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群体中处于强势群体的角色，这就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融资者解决资金需求的渠道很多，如银行借款或债权融资等，但股票融资的非偿还性及低成本性使其具有了无比巨大的优越性，融资者*的方案自然是股票融资；当然融资者通过股票融资时必须要将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具体来看就是融资将要投入的所谓项目）描绘得很好，这样才能吸引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口袋的钞票拿出来，相反投资者在利益预期的促动下，虽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了解融资者的真实面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精力、识知等条件限制永远不可能对融资者情况全部摸清。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结构本身就决定了融资者群体即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群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换言之融资者群体在股票市场中是处于优越地位的强势群体地位，而投资者群体无疑是弱势群体。用当代美国社会学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融资者结构群体与投资者结构群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分布”。上市公司作假造假是证券市场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难以根治的顽症，被发现的表现为再融资失败，而未被发现或未引起市场公愤的可能就太多了。
由此可见，在股票市场上融资者群体和投资者群体“结构分布”本身就不平等关系，赋予给上市公司的优越地位，为其能够在市场上过度“圈钱”提供了方便。
我国上市公司产生的特殊背景为过度“圈钱”提供了土壤
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管理层采取渐进式市场经济模式为导向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的基础存在着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学术界早已经进行了阐述，笔者这里主要从社会背景去揭示这个问题。
过度“圈钱”行为实际上是旧体制下国有企业“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形成的企业“投资饥渴症”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软预算约束在没有得到彻底改进的情况下，过度“圈钱”行为也就难免，而且关键是在我国传统的官本位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影响下，企业原有的“投资饥渴症”意识并没有因为增加几个社会股东而削弱。今年股票发行方式由计划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最近又公布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规定等措施，这些都是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行为的。
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为一些上市公司过度“圈钱”提供了借口。我国目前正处在加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企业要做大、做强既是管理层的要求，也是上市公司梦寐以求的，因此上市公司对资金需求也特别大。应当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以海尔为首的一些杰出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圈钱”已经取得了做大、做强的目的，虽然这种企业寥寥无几，大多数企业只知道“圈钱”，但从这个角度看，上市公司“圈钱”行为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圈钱”后不干正事，或者说“圈钱”后将资金存入银行吃利息或用来搞所谓的“资本运作”（至于以此搞腐败也并不少见），即上市公司没有把圈得资金投入到实质经济中，这种行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再次融资的上市公司都可以称为过度“圈钱”行为。这也许是衡量上市公司“圈钱”行为是否为过度的一个标准。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圈钱后没有投入实质经济项目中，使募集资金闲置多年应当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是导致我国股票市场效率底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更是宝贵资源的白白浪费。
国内市场良好的二级市场背景也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奠定了较好的市场氛围。上市公司“圈钱”如果没有良好的二级市场市场背景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人们对股票市场的认识也不象西方成熟市场那么 “理性”，投资者介入市场基本以短差运作为主，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上市公司每年的现金分红，这也给上市公司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过度融资“圈钱”营造了较好的市场氛围。这里我们还是以较为关心股东利益、市场口碑较好的飞乐音响作为例子来分析。如果我们剔除市场主力运作等其它非公司因素，该公司上市10多年来非常慷慨地大比例转送股本，也正是符合了二级市场运作的口味，因为市场需要这样的分配方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飞乐音响这10多年来均以现金分红，目前其股价复权还能是1150元以上吗？！而且如果上市公司采取大比例现金分红方案，往往被市场人士戴上“资本运作意识”不强的帽子（这些股票在市场上一般被喻为“ 瘟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海外上市的国内上市公司也纷纷到国内市场“圈钱”也不无国内二级市场高亢的情形有关（可以想象中国石化、华能电力在香港二级市场分别仅仅值1个、4个多港币，而国内*发行价则分别为4.22元和7.95元，傻瓜都会愿意到国内融资）。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上市公司，还要考虑投资者结构。换句话说，求富心切的二级市场氛围助长了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产生。
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相关制度或规则不健全也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钻到了空子。以上我们已经提到过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及规则本身只能通过逐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目前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制度不全或者监管不严，譬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部分内容虽然早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修改速度太缓慢。应当说这些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法律法规这种现状也不应大惊小怪。要知道西方发达股票市场制度和规则目前来看是比较健全的，然而是经过多少年才努力才完善起来的。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国有企业改制（变形后有的就成了解困项目），所以制度与规则偏向融资者也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产权经济学分析得是非常透的）。我国上市公司“一年盈、二年贫、三年亏”短期运作行为是司空见惯的，原因自然很多，但也确与一些企业借国有企业改制为借口而从市场上大捞一把的情形有关。一些企业集团通过下属公司上市后圈钱将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最令市场深恶痛绝。一些上市公司“圈钱”后大变脸，更能揭示这里的奥秘。1993年上市的一家江苏上市公司后上市后在97年前虽然给投资者也洒过一些香水，但在1998年借国企解困三年攻坚战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前提下不知如何搞到了增发的额度，增发后便出现亏损，原因很简单，因为增发所募集的巨额资金被其大股东挪走不知干什么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