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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权基金
《投资者网》曹璐
编辑 汤巾
即将步入弱冠之年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摩根士丹利华鑫”),如今面对的却是成长的烦恼。
作为2003年成立的基金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奋斗”多年后的基金资产规模只有297亿元,不足行业平均的五分之一,甚至少于一些体量大的单只基金规模;最近一年旗下产品没有一只业绩能够进入行业前100名。业绩表现不佳的背后,暴露的是投研实力不尽如人意、竞争力下滑、人才难觅等困境。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随着行业马太效应的增强,公募基金公司数量不断扩容,行业竞争压力加大,摩根士丹利华鑫若还在老路上跌跌撞撞甚至蹒跚后退,留给它的生存空间只会日渐减少。
净利大跌权益飘绿
作为公募基金发展的黄金年份,许多基金公司在2021年净利润显著提升,涨幅*者同比大增超77%。但并非所有的基金公司都能齐头并进。据年报数据显示,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净利润为351万元,同比下滑61%。
Wind数据显示,在已有数据的48家基金公司中,去年净利润超千万的有42家。换言之,在同一行情且同业净利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同为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摩根士丹利华鑫,盈利能力不仅大幅下滑,且与第一梯队的差距超过130%。
产品业绩是基金公司实力最为直观的体现,也是投资者选基时最为关心的指标之一,直接决定了基民的持有体验。而在所有的分类中,主动权益类基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向来是基金公司的“门面”。
Wind数据显示,就算不计*一周市场大跌,截至4月22日,除了今年成立的新基金以外,摩根士丹利华鑫旗下的所有的主动权益类产品(含偏股混合型、灵活配置型、普通股票型基金,不同份额分开计算)年内回报均跌破13%,超九成产品跑输大盘。
表现垫底的大摩万众创新A、大摩万众创新C、大摩科技领先A均由雷志勇管理,今年以来的累计净值增长率分别为-34.94%、-34.98%、-37.42%,在同类可比的2212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位列2168至2198位。
《投资者网》注意到,大摩万众创新A自2017年12月成立至今依然处于亏损状态,截至4月22日的累计回报为-15.12%,跑输业绩基准超20个百分点;而灵活配置型基金的同期表现为45.63%。
具有数年投资经验的基民陈先生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将资金交给专业的基金公司打理,是希望基金经理利用专业优势为其资产保值增值,如果成立4年以上还大幅跑输基准,投资体验肯定不佳。“基金经理的专业投资能力,以及基金公司的管理能力,都需要好好反思。”他表示。
从大摩万众创新A的股吧来看,受业绩表现的拖累,不少投资者纷纷“吐槽”,不乏“扶不起的阿斗”“离谱”“啥时候回升啊”等等评论。
资料来自天天基金网股吧
人才匮乏无领军者
事实上,若深入分析基金经理团队情况可以发现,雷志勇的表现只是摩根士丹利华鑫的投研能力“力不从心”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摩根士丹利华鑫旗下目前有14位基金经理,低于19位的行业平均数;团队中有半数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不足5年,4位是不满3年的“新兵”,而雷志勇的任职年限刚刚满3年。
近年来,基金经理已成为投资者挑选基金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实力出色的基金经理更容易受投资者青睐。但目前来看,摩根士丹利华鑫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明星基金经理和业绩领跑同类的产品。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2日,摩根士丹利华鑫旗下产品最近一年的业绩没有一只能够进入行业前100名;若单论主动权益类业绩表现,仅有一只产品在同类200名以内,即大摩品质生活精选位居同类第195名,还有半数产品则在千名以后。
大摩品质生活精选的掌舵者是基金经理何晓春,他的投资经理年限至今已有8年,是摩根士丹利华鑫旗下资历最深的权益类基金经理,也是公司权益投资部总监。目前他管理的规模合计只有17.57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2日,何晓春管理的6只产品(不同份额分开计算)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均跌破18%,3只跌幅已经超过30%;其中,表现*的大摩优悦安和A以-18.77%的业绩排名第647名,而其余5只产品均排在同类后30%。
“聪明钱”从来都有自己敏锐的判断力,产品业绩没有亮点,投资者自然选择“用脚投票”。从整体情况来看,摩根士丹利华鑫旗下35只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中,基金规模超过50亿元的仅有一只中长期纯债型基金,但规模低于1亿元的有8只。
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公募基金数量远低于基金公司一季度平均数(63只)。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自2017年以来,公司近五年产品数量仅增加了10只,产品线规模开拓步伐明显缓慢。
有市场观点认为,一般而言,风格多元的产品线会便于投资者结合市场风格从细分资产角度进行精细化配置。在同业争相发行新品、做大规模的背景下,摩根士丹利华鑫的产品线尚未齐全、产品数目较少,这必然导致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摩根士丹利华鑫近年来管理规模和基金数量变化
数据Wind
股权变动频繁难长大
虽然近年来声量渐小,但摩根士丹利华鑫并非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资料显示,成立于2003年的摩根士丹利华鑫是一家具有外资背景的基金公司,三家股东分别是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49%)、华鑫证券(36%)、深圳基石创业(15%),其中股东方摩根士丹利是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的全球*领先金融品牌。
但从其19年的发展来看,“背靠大树”作用微乎其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一季度,摩根士丹利华鑫的资产规模合计为297亿元,甚至不足行业平均数1668亿元的五分之一;而其“顶峰”在2021年二季度,资产规模也仅为425亿元;排名则从77位下滑至第92位。
据《投资者网》统计,除了货币基金以外,目前全市场单只基金规模(合计)超过300亿元的产品共有20只,超过430亿元规模的也有9只。其中*的混合型二级债规模为743亿元,相当于2.5个摩根士丹利华鑫。
若与同期生对比,差距更明显。2003年成立的券商系公募一共有6家,除了摩根士丹利华鑫以外,还有广发基金、兴证全球基金、景顺长城基金、海富通基金和长信基金。截至2022年一季度,上述基金资产*的广发基金为1.16万亿元,*的长信基金也达到了1119亿元。
市场有观点认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发展缓慢的现状或与其股权频繁变更不无关系。据《投资者网》查阅发现,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前身为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8年6月12日更名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近年来,公司股权结构几经变化最终花落三家。
不过,平静并未持久。2021年3月,华鑫证券拟通过在上海联交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摩根士丹利华鑫36%的股权,同年5月以3.89亿元的价格与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签署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然而,此番股权变化近期再起波澜。因“摩根士丹利以及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正接受美国证监会(SEC)调查”这一消息影响,中国证监会在2022年2月25日就其申请股权变更事项提出反馈意见,这基本上意味着股权转让事宜被按下了“暂停键”。
资料中国证监会
若外资股东实现*控股,摩根士丹利华鑫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暂时不得而知。但目前来看,公司的投资业绩、团队的投研水平和原地踏步甚至后退的管理规模,都是成立多年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当前面临的窘境,以及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挑战。(思维财经出品)■
日前,全球*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日前在网站更新外部管理人名录。
所谓外部管理人是指接受委托,帮助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负责相关市场投资。
截至2021年,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外部委托人中含约10位中国操盘手,其中部分为2021年新增。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为挪威的主权基金,*规模12683亿美元,为全球*的主权基金。
知名私募常春藤资管成为*操盘手
NBIM网站,NBIM公布了外部委托人名录,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网站显示,截至2021年底,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外部管理人名录中出现了IvyRock Asset Management的名字,这是它*出现外部管理人名录中。据了解,它背后是国内知名私募常春藤资产管理,在上海和中国香港设有办公室。
常春藤资产管理设立于2011年,起初有三位合伙人。其中,黄勇和蒋煜负责投研。两位都来自光大自营。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常春藤资管表示,公司在设立之初,就明确一定要把收益率做好,而不是着急去扩规模。他们认为,只要把收益率做好了,自然而然就会有认可他们的客户找到。
另一家2021年新出现的机构-第一北京投资,设立于2009年,由第一北京和第一曼哈顿的合伙人共同提供种子资金,成立了第一支基金。据悉,第一北京于2021年7月获得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
其余,外部管理人则至少从2020年就已与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合作。
其余知名的中国操盘手还包括高毅、淡水泉等。此外,位于新加坡的资产管理机构APS也是其中国操盘手之一。APS虽位于新加坡但主营中国投资。APS网站的醒目位置写着:生活、呼吸、思考中国 (Live、Breathe、Think about China);润晖是PE巨头鼎晖的兄弟公司,目前在国内也设立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碧云资管是一家非常低调,但是在大中华股票投资圈享有盛誉的机构;Red Gate也是一家专注于大中华股票投资的机构,创始人为沪上知名投资人邵庆晓。行健为香港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其与合作伙伴在境内推出了一只互认基金。
按照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习惯,它一旦开启合作不会轻易终止。但它也并非从不结束合作。国内知名私募景林资产管理一度出现在它的外部管理人名单中,但2018年及之后不复出现。
两类中国操盘手吃香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运营机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网站显示,目前寻觅两类中国操盘手,一类掌管中国在岸股票资产,另一类掌管中国离岸股票。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此前对媒体表示,它对候选管理人的投资风格并无特别偏好,但管理人需要重视投资公司的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
2021年,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中国操盘手的招标没有截止日期,符合条件的管理人可随时提交申请。网站信息显示,挪威央行投资管理与外部管理人合作的第一笔订单金额一般在5千万美元到3亿美元之间。
第一大中国重仓股腾讯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与外部管理人的合作是经典案例。挪威央行投资管理曾专门发布报告介绍外部管理人带给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好处。结论是:过去20年挪威投资管理付给外部管理人的管理费远远低于外部管理人为他们赚到的钱。
3月3日,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在网站公布了基金2021年底的持仓情况。截至2021年底,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布局了676只中国股票(根据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定义:中国股票指注册地或者公司主要营收来自于中国内地的公司),合计持有市值为3350亿挪威克朗,约折合2388亿人民币,中国股票投资占基金比例2.7%。
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持仓中中国股票总市值和2020年底相比有所缩水。但是拉长时间来看,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过去10多年,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显著增加。
来自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官网的信息显示, 2005年在中国市场的布局约21亿挪威克朗。从21亿克朗增长至2021年底的3350亿挪威克朗,过去16年来,基金对中国股票的投资增加了159倍。
截至2021年底,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中国投资的前10大重仓股包括腾讯控股、阿里巴巴、美团、建设银行、贵州茅台、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京东、药明生物技术。按照行业分布来看,4只股票来自金融行业,3只股票来自消费行业(可选消费或必需消费),2只股票来自科技行业,1只股票来自医疗健康行业。
其中,腾讯控股在基金持有的全球9000多只股票中,重仓排名中排第14,截至2021年底,基金持有腾讯控股越50亿美元,折合316亿元人民币。
澎湃财讯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认为,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相关板块的盈利预期得到修复。另一方面,近期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频频发声,持续释放稳经济、稳预期、稳市场的政策信号。政策托底预期持续加强,经济预期亦有所改善,叠加前期市场超跌,周三出现大幅修复。
短期在复杂的基本面环境下,市场仍面临压力,或将维持震荡筑底走势。但考虑到当前A股已经进入深度价值区间,中长期维度随着稳增长边际修复,市场仍蕴含机会。
中国基金报
摩根士丹利华鑫(后简称“大摩华鑫”)基金总经理王鸿嫔是公募基金早期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经理,这与她在上投摩根时期获得的成绩密切相关。
王鸿嫔有近三十年从业经历,曾任财经杂志
2010年,两任总经理届满,王鸿嫔选择回归家庭,沉寂了数年。2015年,她与前同事合作创立上海富汇财富投资管理公司,出任公司总裁。
2018年5月,王鸿嫔的名字出现在大摩华鑫基金员工名单之列,2019年4月,她正式出任总经理。
回归公募两年多,王鸿嫔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大摩华鑫基金做了哪些工作?可能成为首家外资控股基金公司的大摩华鑫未来如何发展?有什么规划?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表示,过去两年大摩华鑫基金并未发行新产品,公司也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公司用两年的时间认真审视自身发展,进行各部门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内部制度建设,进而与外资股东全方位接轨,谋求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2003年,我到上海参与筹建上投摩根基金公司,2004年出任总经理,从JP摩根到上投摩根,不同的文化背景,倒逼我经常要换脑袋多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员工待遇税前税后薪酬问题,我就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背后折射的是文化的不同。另一方面,国内证券市场基金行业飞速变化,当时*的感觉是“做一年抵三年”,有点像浓缩的人生。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也比较刺激,但的确很累,以致身体有些零件开始变得反应迟缓,加上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父亲生病常去医院需要照顾,孩子也面临升中学的问题,主客观因素下,我下决心休息,就办理退休回到了台湾。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基本是完全放空,主要就是陪陪家人,上瑜伽课、学日文、环岛旅游。
2012年,安联邀请我出任国联安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到上海的次数开始多起来,2015年,一些老同事邀请我一起创业,正好孩子也大了,时间比较自由,就跟他们一起在上海设立了一家私募基金,但我一直还是想要做公募。也是机缘巧合,我听说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在寻找总经理人选,于是就有了这段新的缘分。
当时也接触过别的基金公司,有公司还愿意给股权,但我始终担心文化认同的问题。摩根士丹利跟JP摩根系出同门,文化差不多,语言也在同一个频道上。做基金公司负责人,法律风险挺大的,股东、团队价值观一致很重要,我要求自己做的每一个决策、签的每一个字都能够经得起监管机关的检查,晚上都要能睡得着觉。
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很重要。我刚来时,几乎每个同事都告诉我,摩根士丹利很严,但我很容易认同、接受,因为JP摩根也很严,过去我一直是被这么训练的。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摩根士丹利此前明确表示过会持续增持公司股份,这就要求大摩华鑫各方面都需要达到与外方股东接轨的水准。因此,我来到公司后,一直专注于内部调整和整合工作,重新梳理流程制度,将公司内部制度一一比对,前中后台均有涉及。我的目标和任务是,在摩根士丹利*控股的当天,公司的品质,以及包括公司章程、制度、管理框架、内控等在内的所有制度,要确保达到股东的标准。
我要做的工作是调结构改格局,还有更底层的改管线任务,这有点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比较困难,从零开始反而容易一些。我正式担任总经理的第一天,看到OA需要做的批复就傻眼了,上海一位同事花一百多块请客人吃饭都要我批。顺着这条线,我们在制度上设计了分层负责制,给主管一定权限,在权限范围内由主管负责,财务负监督责任,超过权限的再到我这儿。
再比如员工休假制度,摩根士丹利要求严格执行AB岗,每位员工每年要求不在岗两个礼拜,而且要求很明确:一是不能进办公室,员工卡不可以显示进办公室的记录,二是可以登陆看邮件,但不能回复,不能下任何工作指示。这是风控的基本要求。
公司的人员结构不太均衡,中后台人员较多,前台人员相对较少,因为2016、2017年公司投研人员流失比较多,我们开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如集中扩充投研人员。公司名片标识也都会换,但这只是外在的,主要是内在的品质要达到摩根士丹利的标准。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我们刚开始也想过从外部挖角基金经理,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但难度较大,有些比较成熟的基金经理跟公司的价值体系可能不太契合,所以从外面招的主要是研究员。我们一边招人,一边整理队伍架构,主要是研究员提拔、内部培养以及团队梯队建设,公司主动权益投资有五位基金经理就是从公司内部提上来的。我们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加强了对消费、科技等领域的研究,并以基金经理风格和产品风格相匹配,发挥投研人员的能力和优势。
我们还重整了量化团队,以前公司量化做得很不错,但后来人员流失,业绩滑坡。2018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致力于组建量化团队,引进了外部人才,2019年中人员到位,下半年调试模型,今年绩效开始有所显现,持续的业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验证。
公司的固定收益团队比较稳定,投资业绩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主要扩充了研究团队的成员,不断提升债券研究和风控水平。
我们还在布局新的产品线,包括FOF、跨境产品等,都是从外面引进的人才,现在FOF团队已经到位。在扩充投研团队的同时,我们也重新梳理了投资流程和投资纪律。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一开始,我基本是在旁边听,看报表,然后花很多时间提问题。我的角色有点像医生,会跟投资总监、研究总监、基金经理一起研究,帮基金经理做业绩分析,比较细化也很个性化。我会跟他们挨个谈,问基金经理,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为什么你做得很辛苦却没有得到想要的成果?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挖。
这些单独的沟通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便从中针对基金经理在投资策略和经验上的弱项进行调整,并为他们量身设计一些控制措施,避免基金经理进行过高频率的换手等等。
基金经理后来发现,这些辅导很有帮助,他们的绩效很快就上来了,他们后来也很愿意跟公司沟通。
2018上半年到2019上半年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投研体系的调整上。刚开始会比较辛苦,大家信任感差一些,会有猜疑,还有价值观的碰撞,我常跟同事说,我这人其实很透明,想什么我就会讲出来。慢慢同事知道问这些问题,做这些改变是为他好,基本上大家配合度就比较高,后面的沟通效率会比较高。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基金经理、研究员并非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有教练团,有分析工具。培养一个基金经理并不容易,基金经理有自己的长项和弱项,当他遇到一些问题时,通过公司层面的提醒和辅助,能够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主动权益投资总监花了很大力气推进投研一体化,目前主动权益团队主要是研究员出身的基金经理,有3个基金经理各自带一组研究团队,分为消费、科技、周期三个小组。各个组的绩效,不只是考核自已管理的基金,还有对其它基金的贡献。各个组的研究员,也要面对其它基金经理的考核。这使得公司的投资体系更加扎实,更加系统化。
我们也重新梳理了股票池,过去主动权益和量化的股票池混在一起,股票池数量太多,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我们决定单独设立主动权益和量化的股票池,主动权益股票池因此缩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研究员的工作量相应降下来,品质也就相应提升了。
去年下半年,公司绩效明显改善,加权平均排名全部都到了业内前二分之一甚至更前,2019年公司旗下医药和科技两类基金业绩都相当不错,消费主题产品的业绩也得到快速提升。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股东详细讨论过,也曾研究是不是可以采取更积极的发展战略,比如去外面挖人,我们觉得有利有弊,可能短期效果好,但也可能造成文化冲突。
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在这点上比较开放,并不要求我们跟他们走一样的路。他们说,欧洲跟美国不太一样,欧洲比较注重明星基金经理,美国则更重视整个公司的团队实力。
我们辩论了很久,结论是更倾向美国的做法,基金经理固然重要,但我们希望团队的力量能够更强大。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渠道通常会说你给我明星基金经理,我说我们希望打造一群明星。我们希望打造团队的竞争力,但这不是一个捷径。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对投资的优化是无止境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还会定向往下挖掘,量化一些影响业绩的因素。比如我们周期轮动比较弱,这一块到底对收益影响有多大?去年,我们邀请海通证券给基金经理做检查,结论是我们选股能力比较强,但在周期轮动方面,步伐没有同行快,未来我们会加强周期的研究,增加周期对业绩的贡献度,通过构建模型,辅助我们对周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固收方面,我们加强了流动性管理。公司固收业绩很好,若部分机构短期频繁大额申赎,会对产品的冲击很大,我们会计算短期资金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并进行内部优化调整,确保产品流动性充足。
我常常跟基金经理讲,持有人的利益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是不是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能不能让客户成为你的粉丝,不仅要做出优良的业绩,还要善于沟通。
另外,应养老金市场的需求,我们重新调整和定义每只基金的分红策略,有些基金可能永远不分红,就是追求净值成长,缺点是业绩波动比较大;另外一些产品可能净值增长慢,但积极追求分红,每一年客户都能分到真金白银。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我们肯定会时刻保持跟客户的沟通,什么样的预期比较合适,我们如何帮助客户走这条财富增值的路,告诉客户我们的价值体系,希望客户能理解和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实在不能接受,当然也不能勉强。
我的经验是,老老实实跟客户讲清楚,客户会更加尊重我们。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现在公司各项整合与准备基本到位,我们很快会发行新产品,我希望接下来每个月都有新产品发行。
新业务方面,我们会补齐产品线,接下来会推FOF和跨境产品,申请QDII资格。大摩华鑫是合资公司,没有跨境的产品,比较可惜,我们正在组建团队,从A+H股投资开始做,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团队是我们的投资顾问,这方面他们非常专业,业绩也很*。
摩根士丹利是百年老店,过去我们跟股东的合作主要在中后台,今年开始跟股东在产品端、客户端加强合作。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公司每年都会有指标,也会有考核的压力,但摩根士丹利更重视公司生命周期管理(PLM)要达标,质量比规模优先级别高,更重视规模结构、客户结构,规模放在第二位。因此,我们不会盲目发行新产品,更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摩根士丹利很开放,也很有耐心,我常说他们真是中国好股东,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看好中国,加大投入。他们曾对我表示,他们想的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布局,而不是眼前的三、五年。他们的理念是坚守投资管理的本业,所以前些年一度流行的通道业务、分级基金、保本基金,大摩华鑫都没有做。摩根士丹利自已做资管行业多年,非常理性。
我跟他们沟通我的计划,他们会理解,有些方法可能当期没什么效果,但长远会有效果,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几何级的呈现。还有新建产品线,产品没有那么快落地,他们也会理解。过去两年公司一直在调整,我一直在问自已,现在做的事情,明年或后年会不会开花结果。我们希望做一些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情。
客观上,外方股东的内控要求很严,决策流程非常严谨缜密,决策时间也比较长。从现实层面看,以我们公司的体系和决策流程,我们必须要目光长远,做长期的事情。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这要看你到底要什么。以我的经验来讲,在外资机构看来,规模从来都不是*考虑的因素。外资有一些共同性,第一个十年,他们对市场不了解,追求规模反而会让他们担心规模扩张背后潜藏的风险。所以他们更重视规范,把底子做厚实,他会问你每一步是怎么做的,是否遵循监管的相应规定。他们的做法可能短期不精彩,但长期可靠,我觉得这比较像“龟兔赛跑”。
我1992年进入怡富,现在快三十年了,我觉得历史一直在重演,不管在任何市场,走得越长,外资的优势越会显现。
外资机构注重风险,并非因为他们是预言家,只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深知,只要碰到一个无法承受的风险事件,之前所有的获得就会付诸东流。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的感悟是,不要盲目追求快。年轻时,我也会想耍点小聪明,会想怎么样更快一些,也会质疑外方股东的决策,但每次碰到危机事件,就会发现还是外方股东那种理性规范的方式走得会比较远。资产管理行业,是欲速则不达,我们看过太多楼起了楼塌了,成功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失败的原因都一样。
还有一点,在资产管理行业,诚信可以使人走得比较远。我偶尔会回到母校讲座,我会给学弟学妹讲,资产管理行业生存的根基就是讲诚信,有客户的信任才能走得更远。我们赚的是信任的钱,累积的钱,有些钱来得慢,却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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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担任大摩华鑫基金总经理,对我来说相当于接受了一个委托,相当于要完成一个项目,项目的跟进和完成是阶段性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内部制度的调整和完善;第二个阶段,是要跟摩根士丹利的标准对接,同时丰富产品线,包括FOF、跨境产品等,并完善人员队伍;第三阶段是谋求发展,我会鼓励基金经理追求更高的业绩目标和更大的管理半径,我会让大家放开去想,我给基金经理布置了一个功课,你现在管的钱如果加一个零,需要什么。孔子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目光高远一些,再付出足够的努力,结果一定不会差。在公司投入上,有些钱我会管得很严,有些领域如果确定未来有机会,我会鼓励他们勇敢要钱,我也会向股东要资源。比如跨境产品,虽然还没发产品,也要大胆投入。
我们现在主要追求的是权益类基金规模的扩大,之前也花了比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公司主动权益基金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下一步表现要更突出。
固收方面,我们没有货币基金,全部都是主动管理的基金,而且基本没有出现踩雷事件。下一步我们仍要坚持精细化发展,进一步分析客户结构,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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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后简称“大摩华鑫”)基金总经理王鸿嫔是公募基金早期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经理,这与她在上投摩根时期获得的成绩密切相关。
王鸿嫔有近三十年从业经历,曾任财经杂志
2010年,两任总经理届满,王鸿嫔选择回归家庭,沉寂了数年。2015年,她与前同事合作创立上海富汇财富投资管理公司,出任公司总裁。
2018年5月,王鸿嫔的名字出现在大摩华鑫基金员工名单之列,2019年4月,她正式出任总经理。
回归公募两年多,王鸿嫔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大摩华鑫基金做了哪些工作?可能成为首家外资控股基金公司的大摩华鑫未来如何发展?有什么规划?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表示,过去两年大摩华鑫基金并未发行新产品,公司也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公司用两年的时间认真审视自身发展,进行各部门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内部制度建设,进而与外资股东全方位接轨,谋求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基金报
王鸿嫔:2003年,我到上海参与筹建上投摩根基金公司,2004年出任总经理,从JP摩根到上投摩根,不同的文化背景,倒逼我经常要换脑袋多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员工待遇税前税后薪酬问题,我就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背后折射的是文化的不同。另一方面,国内证券市场基金行业飞速变化,当时*的感觉是“做一年抵三年”,有点像浓缩的人生。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也比较刺激,但的确很累,以致身体有些零件开始变得反应迟缓,加上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父亲生病常去医院需要照顾,孩子也面临升中学的问题,主客观因素下,我下决心休息,就办理退休回到了台湾。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基本是完全放空,主要就是陪陪家人,上瑜伽课、学日文、环岛旅游。
2012年,安联邀请我出任国联安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到上海的次数开始多起来,2015年,一些老同事邀请我一起创业,正好孩子也大了,时间比较自由,就跟他们一起在上海设立了一家私募基金,但我一直还是想要做公募。也是机缘巧合,我听说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在寻找总经理人选,于是就有了这段新的缘分。
当时也接触过别的基金公司,有公司还愿意给股权,但我始终担心文化认同的问题。摩根士丹利跟JP摩根系出同门,文化差不多,语言也在同一个频道上。做基金公司负责人,法律风险挺大的,股东、团队价值观一致很重要,我要求自己做的每一个决策、签的每一个字都能够经得起监管机关的检查,晚上都要能睡得着觉。
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很重要。我刚来时,几乎每个同事都告诉我,摩根士丹利很严,但我很容易认同、接受,因为JP摩根也很严,过去我一直是被这么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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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摩根士丹利此前明确表示过会持续增持公司股份,这就要求大摩华鑫各方面都需要达到与外方股东接轨的水准。因此,我来到公司后,一直专注于内部调整和整合工作,重新梳理流程制度,将公司内部制度一一比对,前中后台均有涉及。我的目标和任务是,在摩根士丹利*控股的当天,公司的品质,以及包括公司章程、制度、管理框架、内控等在内的所有制度,要确保达到股东的标准。
我要做的工作是调结构改格局,还有更底层的改管线任务,这有点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比较困难,从零开始反而容易一些。我正式担任总经理的第一天,看到OA需要做的批复就傻眼了,上海一位同事花一百多块请客人吃饭都要我批。顺着这条线,我们在制度上设计了分层负责制,给主管一定权限,在权限范围内由主管负责,财务负监督责任,超过权限的再到我这儿。
再比如员工休假制度,摩根士丹利要求严格执行AB岗,每位员工每年要求不在岗两个礼拜,而且要求很明确:一是不能进办公室,员工卡不可以显示进办公室的记录,二是可以登陆看邮件,但不能回复,不能下任何工作指示。这是风控的基本要求。
公司的人员结构不太均衡,中后台人员较多,前台人员相对较少,因为2016、2017年公司投研人员流失比较多,我们开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如集中扩充投研人员。公司名片标识也都会换,但这只是外在的,主要是内在的品质要达到摩根士丹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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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我们刚开始也想过从外部挖角基金经理,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但难度较大,有些比较成熟的基金经理跟公司的价值体系可能不太契合,所以从外面招的主要是研究员。我们一边招人,一边整理队伍架构,主要是研究员提拔、内部培养以及团队梯队建设,公司主动权益投资有五位基金经理就是从公司内部提上来的。我们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加强了对消费、科技等领域的研究,并以基金经理风格和产品风格相匹配,发挥投研人员的能力和优势。
我们还重整了量化团队,以前公司量化做得很不错,但后来人员流失,业绩滑坡。2018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致力于组建量化团队,引进了外部人才,2019年中人员到位,下半年调试模型,今年绩效开始有所显现,持续的业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验证。
公司的固定收益团队比较稳定,投资业绩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主要扩充了研究团队的成员,不断提升债券研究和风控水平。
我们还在布局新的产品线,包括FOF、跨境产品等,都是从外面引进的人才,现在FOF团队已经到位。在扩充投研团队的同时,我们也重新梳理了投资流程和投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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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一开始,我基本是在旁边听,看报表,然后花很多时间提问题。我的角色有点像医生,会跟投资总监、研究总监、基金经理一起研究,帮基金经理做业绩分析,比较细化也很个性化。我会跟他们挨个谈,问基金经理,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为什么你做得很辛苦却没有得到想要的成果?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挖。
这些单独的沟通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便从中针对基金经理在投资策略和经验上的弱项进行调整,并为他们量身设计一些控制措施,避免基金经理进行过高频率的换手等等。
基金经理后来发现,这些辅导很有帮助,他们的绩效很快就上来了,他们后来也很愿意跟公司沟通。
2018上半年到2019上半年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投研体系的调整上。刚开始会比较辛苦,大家信任感差一些,会有猜疑,还有价值观的碰撞,我常跟同事说,我这人其实很透明,想什么我就会讲出来。慢慢同事知道问这些问题,做这些改变是为他好,基本上大家配合度就比较高,后面的沟通效率会比较高。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基金经理、研究员并非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有教练团,有分析工具。培养一个基金经理并不容易,基金经理有自己的长项和弱项,当他遇到一些问题时,通过公司层面的提醒和辅助,能够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主动权益投资总监花了很大力气推进投研一体化,目前主动权益团队主要是研究员出身的基金经理,有3个基金经理各自带一组研究团队,分为消费、科技、周期三个小组。各个组的绩效,不只是考核自已管理的基金,还有对其它基金的贡献。各个组的研究员,也要面对其它基金经理的考核。这使得公司的投资体系更加扎实,更加系统化。
我们也重新梳理了股票池,过去主动权益和量化的股票池混在一起,股票池数量太多,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我们决定单独设立主动权益和量化的股票池,主动权益股票池因此缩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研究员的工作量相应降下来,品质也就相应提升了。
去年下半年,公司绩效明显改善,加权平均排名全部都到了业内前二分之一甚至更前,2019年公司旗下医药和科技两类基金业绩都相当不错,消费主题产品的业绩也得到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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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股东详细讨论过,也曾研究是不是可以采取更积极的发展战略,比如去外面挖人,我们觉得有利有弊,可能短期效果好,但也可能造成文化冲突。
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在这点上比较开放,并不要求我们跟他们走一样的路。他们说,欧洲跟美国不太一样,欧洲比较注重明星基金经理,美国则更重视整个公司的团队实力。
我们辩论了很久,结论是更倾向美国的做法,基金经理固然重要,但我们希望团队的力量能够更强大。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渠道通常会说你给我明星基金经理,我说我们希望打造一群明星。我们希望打造团队的竞争力,但这不是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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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对投资的优化是无止境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还会定向往下挖掘,量化一些影响业绩的因素。比如我们周期轮动比较弱,这一块到底对收益影响有多大?去年,我们邀请海通证券给基金经理做检查,结论是我们选股能力比较强,但在周期轮动方面,步伐没有同行快,未来我们会加强周期的研究,增加周期对业绩的贡献度,通过构建模型,辅助我们对周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固收方面,我们加强了流动性管理。公司固收业绩很好,若部分机构短期频繁大额申赎,会对产品的冲击很大,我们会计算短期资金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并进行内部优化调整,确保产品流动性充足。
我常常跟基金经理讲,持有人的利益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是不是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能不能让客户成为你的粉丝,不仅要做出优良的业绩,还要善于沟通。
另外,应养老金市场的需求,我们重新调整和定义每只基金的分红策略,有些基金可能永远不分红,就是追求净值成长,缺点是业绩波动比较大;另外一些产品可能净值增长慢,但积极追求分红,每一年客户都能分到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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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我们肯定会时刻保持跟客户的沟通,什么样的预期比较合适,我们如何帮助客户走这条财富增值的路,告诉客户我们的价值体系,希望客户能理解和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实在不能接受,当然也不能勉强。
我的经验是,老老实实跟客户讲清楚,客户会更加尊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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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现在公司各项整合与准备基本到位,我们很快会发行新产品,我希望接下来每个月都有新产品发行。
新业务方面,我们会补齐产品线,接下来会推FOF和跨境产品,申请QDII资格。大摩华鑫是合资公司,没有跨境的产品,比较可惜,我们正在组建团队,从A+H股投资开始做,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团队是我们的投资顾问,这方面他们非常专业,业绩也很*。
摩根士丹利是百年老店,过去我们跟股东的合作主要在中后台,今年开始跟股东在产品端、客户端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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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公司每年都会有指标,也会有考核的压力,但摩根士丹利更重视公司生命周期管理(PLM)要达标,质量比规模优先级别高,更重视规模结构、客户结构,规模放在第二位。因此,我们不会盲目发行新产品,更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摩根士丹利很开放,也很有耐心,我常说他们真是中国好股东,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看好中国,加大投入。他们曾对我表示,他们想的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布局,而不是眼前的三、五年。他们的理念是坚守投资管理的本业,所以前些年一度流行的通道业务、分级基金、保本基金,大摩华鑫都没有做。摩根士丹利自已做资管行业多年,非常理性。
我跟他们沟通我的计划,他们会理解,有些方法可能当期没什么效果,但长远会有效果,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几何级的呈现。还有新建产品线,产品没有那么快落地,他们也会理解。过去两年公司一直在调整,我一直在问自已,现在做的事情,明年或后年会不会开花结果。我们希望做一些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情。
客观上,外方股东的内控要求很严,决策流程非常严谨缜密,决策时间也比较长。从现实层面看,以我们公司的体系和决策流程,我们必须要目光长远,做长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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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这要看你到底要什么。以我的经验来讲,在外资机构看来,规模从来都不是*考虑的因素。外资有一些共同性,第一个十年,他们对市场不了解,追求规模反而会让他们担心规模扩张背后潜藏的风险。所以他们更重视规范,把底子做厚实,他会问你每一步是怎么做的,是否遵循监管的相应规定。他们的做法可能短期不精彩,但长期可靠,我觉得这比较像“龟兔赛跑”。
我1992年进入怡富,现在快三十年了,我觉得历史一直在重演,不管在任何市场,走得越长,外资的优势越会显现。
外资机构注重风险,并非因为他们是预言家,只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深知,只要碰到一个无法承受的风险事件,之前所有的获得就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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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的感悟是,不要盲目追求快。年轻时,我也会想耍点小聪明,会想怎么样更快一些,也会质疑外方股东的决策,但每次碰到危机事件,就会发现还是外方股东那种理性规范的方式走得会比较远。资产管理行业,是欲速则不达,我们看过太多楼起了楼塌了,成功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失败的原因都一样。
还有一点,在资产管理行业,诚信可以使人走得比较远。我偶尔会回到母校讲座,我会给学弟学妹讲,资产管理行业生存的根基就是讲诚信,有客户的信任才能走得更远。我们赚的是信任的钱,累积的钱,有些钱来得慢,却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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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嫔:担任大摩华鑫基金总经理,对我来说相当于接受了一个委托,相当于要完成一个项目,项目的跟进和完成是阶段性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内部制度的调整和完善;第二个阶段,是要跟摩根士丹利的标准对接,同时丰富产品线,包括FOF、跨境产品等,并完善人员队伍;第三阶段是谋求发展,我会鼓励基金经理追求更高的业绩目标和更大的管理半径,我会让大家放开去想,我给基金经理布置了一个功课,你现在管的钱如果加一个零,需要什么。孔子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目光高远一些,再付出足够的努力,结果一定不会差。在公司投入上,有些钱我会管得很严,有些领域如果确定未来有机会,我会鼓励他们勇敢要钱,我也会向股东要资源。比如跨境产品,虽然还没发产品,也要大胆投入。
我们现在主要追求的是权益类基金规模的扩大,之前也花了比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公司主动权益基金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下一步表现要更突出。
固收方面,我们没有货币基金,全部都是主动管理的基金,而且基本没有出现踩雷事件。下一步我们仍要坚持精细化发展,进一步分析客户结构,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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