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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呈忠（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法也不是。

在大宋王朝的王安石变法运动中，大案纷起，诏狱频发，祖无择案、赵世居案、郑侠案、张若济案、陈世儒案、潘开案、太学案、乌台诗案、吕嘉问案……一案接着一案，大臣下狱受审，枝蔓株连广泛，显示出政争之激烈、权斗之残酷。

在神宗一朝的大案之中，发生在新法推行之初的亳州青苗诏狱，起因和新法直接相关，“主犯”是三朝元老富弼，堪称新法第一大案。了解此案始末，便可知变法所遭遇的阻力，以及阻力是如何消除的，进而可以窥见当时的政治氛围与历史走向。

沉默的首相

富弼是北宋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少年时代才华出众、气度不凡，范仲淹称赞他有王佐之才，还把他的文章给宰相晏殊欣赏，后来富弼成为了晏殊的乘龙快婿。

庆历初，富弼出使辽国。当时宋夏战争宋军大败，辽人趁人之危，意欲谋夺宋朝国土。富弼临危受命，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严辞拒绝辽国割地要求，并与辽国达成和议，成为名震天下的外交功臣。庆历三年富弼官拜枢密副使，和范仲淹、韩琦、欧阳修一起推动庆历新政，堪称改革先驱。至和、嘉祐年间他被仁宗拜为宰相，时人誉之为“真宰相”，与另一名相韩琦并称“富、韩”。

富弼长王安石17岁，本来十分赏识王安石。他曾举荐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不过韩琦不认同，富弼反问道：“以王安石的学术、文章和才干，哪里不行呢？”王安石在给富弼的信中说：“惟不肖常得出入门下，蒙眷遇为不浅矣。”敬重之意溢于言表。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王安石拜为参知政事（副相）的前一天，66岁的富弼被怀着雄心壮志的宋神宗拜为首相。神宗的目的很明显，他希望这位威震八方的老臣能出来为王安石站台，为变法铺路，但事与愿违。

神宗任用王安石，就是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进而开疆拓土。他向富弼问询国政，富弼却直言：“希望皇帝二十年不要言兵！”

王安石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天变不足畏”，灾异皆是天数而非人事得失所导致的。富弼听了之后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两个人的思想主张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为王安石站台，富弼做不到，但也不好意思直接拆台。他就说自己有脚疾，经常请假不上班，而且谢客杜门，宅在家中。

富弼不上班，神宗很失望。这年十月，富弼被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即以使相的身份担任亳州的地方长官，依旧享受宰相待遇。富弼前后与王安石共事九个月，对他来说这段时光颇为煎熬，真正去上班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

罢相之时，富弼与神宗有意味深长的一幕：

神宗问富弼说：“卿去，谁可代卿？”富弼举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默然。

富弼对于这位他曾经十分看好的后辈，情绪复杂。据载罢相前富弼有《论王安石并求退疏》，其中痛骂王安石：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

丘、旦是指孔子、周公，管、商是指管子、商鞅。这是说王安石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是法家的霸道权术。在富弼看来，王安石刚愎自用，骄横跋扈，欺瞒皇帝，玩弄同僚，是个肆无忌惮而又居心叵测的强人、狠人、奸人。

王安石眼中的富弼是什么样呢？他对神宗说：陛下以为富弼是什么样的人？臣只见他事事都迎合流俗，追求声名而已。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富弼就能够收买人心；倘若天下有事，凭着他这样的智商谋略，还想要挽狂澜于即倒、扶危厦于将倾，是*不可能的，必然误了天下大事。

评价富弼，王安石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的口中，富弼就是一个只知道爱惜自己羽毛的庸人、俗人、烂人。

首相的位子不好坐，富弼自然乐意离开是非之地，但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案情很清晰

北宋的地方行政分路—州—县三级。亳州属于淮南路，离都城开封不太远，下设七个县，分别是谯县、城父、蒙城、酂县、鹿邑、永城、卫真。富弼到了亳州以后，也是深居养疾，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和禅师一起研习佛学心法，偶尔处理一下政务。

亳州青苗案发生在熙宁四年年初。青苗法是王安石新法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争议*的一项，熙宁二年九月颁布，以发放农业贷款为主要内容。此时距青苗法的全面推行已满一年。当时提举淮南路常平司的同管勾官赵济巡历州县，经过永城县（今属河南商丘）时，有百姓拦住他借贷青苗钱。原来，亳州下辖诸县因富弼的命令，一直不敢放贷青苗钱。

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而在路一级专设的主管机构，熙宁二年年底，青苗法推行之后，王安石选派了四十多名年轻官员分赴各路，正官为提举，副官为管勾，都是“青苗使者”。这批官员大多资历较浅，有的甚至连知县都没有当过，但正如王安石所说，他们是以朝廷命令出使，享有监察州县的权力。

淮南路的青苗使者赵济是开封封丘（今河南封丘）人，祖父为名臣赵贺，父亲赵宗道与韩琦都是工部侍郎崔立的女婿，算来韩琦是赵济的姨父。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赵济是典型的“新进少年”（宋人讲的“少年”是相对老年、老成而言，大致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中青年）。他是以选人身份提拔到提举常平司的。宋代文官可分为选人、京官、朝官三等，选人*，属于官场上的“苦逼”（苦逼，佛经用语，为苦所逼迫的意思）阶层。不久之后赵济得以改官，迁为著作佐郎（京官，从六品上）。

得知亳州这一情况之后，赵济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快马加鞭，奔到开封，入朝面见神宗，陈说富弼的罪行，并对神宗说：“富弼是朝廷大臣，竟然废格新法，法行当自贵近始，如果置而不问，朝廷还怎么号令天下！”

有意思的是，据史书记载，神宗听闻赵济的奏报之后，他的反应是“喜”！

谏官张琥也上疏说：“大臣不奉法，罪不可赦，行法宜自大臣始。”

二月五日，神宗诏令江淮发运司派遣官吏，设置推勘院（相当于特别法庭），调查亳州属县官吏阻止自愿请贷青苗钱人户的情况，启动了对此案的审讯程序。

据查，富弼曾追责散青苗钱的蒙城县官员，并且笞罚县吏，还让人拿着小札到各县，命令他们不得按照提举司的文书执行，签判徐公衮也给各县写信，让他们不得奉行诏令。

当年的庆历改革先驱，如今都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但富弼的对抗性最为明显。韩琦虽然在大名府向朝廷上书，严厉批评青苗法，但政策确定下来之后转而奉行；欧阳修虽然在青州一度停止放贷青苗钱，但也上书朝廷说明情况；都不像富弼这样在亳州直接置朝廷命令于不顾。

政令不下州，这还了得？神宗对大臣说：“朝廷诏令，近来州郡大多数都不能严格执行。亳州属县不散青苗钱，提举官诘问，竟然说：‘虽有朝廷有旨意，但相公不让我们放贷，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枢密使文彦博也说：“大臣如果见到朝廷法令对百姓不便，自然应该上书论奏，怎么能够直接搁置而不执行呢？”他虽是富弼举荐的宰相人选，此时也谴责富弼的行为有违纲纪。

此案涉及到富弼这样的元老重臣，审讯过程显得异乎寻常，被胁迫的从犯——亳州各级官吏——全都被拘禁审讯，而唯独主犯不被讯问。

富弼的态度非常明确：供认不讳。他先后三次上奏，表示自己招认一切指控，如果朝廷要借此事达到威震天下的目的，惩罚他一个人就足够了。

四月，侍御史知杂事邓绾又弹劾富弼及亳州签判徐公衮，神宗下诏将邓绾的奏疏送到亳州推勘院，但对于富弼只令案后收坐。于是富弼第四次上奏，申明徐公衮、石夷庚等人都只是执行自己的命令，他自己一力承担所有罪责，而且他说徐公衮、石夷庚还曾表示异议，他当场就把二人叱骂了出去。富弼一再强调是他自己“专主其事，情状甚明”。

当然富弼也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说如果自己公开下命令让州县不执行，则是废格朝廷新法；如果依照朝廷法令放贷青苗钱，将来必然导致贫民逃窜，青苗钱收不回来，县司公人也得跟着一起赔钱，这是两难。所以他先是接受朝廷法令，说到时候再执行，以显示对朝廷命令的尊重，然后又秘密地让属县不得立即放贷青苗钱，以免将来贫户逃窜、县司公人赔钱，这是两得其便。

“青苗这件事，天下之人，不管是聪明人还是傻子，都知道时间越长为害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富弼愤懑地说。他声称自己情愿受到严厉的处罚，“虽死无悔”，希望其他人能够被宽恕。

富弼

王安石不满意

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极少官员敢出来说情。仅有新任命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书称“听说亳州当地官员和相关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成为一场大狱，弄得人心惶惶”，请求尽快结案。但他并不敢为富弼开脱罪责，只是说：“亳州的地方官员比如主簿、县尉等都因不散青苗钱被指控有罪，这实际上是前宰相所为，难道这些人能够控制吗？”

刘挚被认为是这时期台谏中最敢说话的人，但也只能说到这个层次。因为亳州青苗案的案情十分清楚，关键在于皇帝对处置前宰相究竟有多大决心。

神宗将亳州青苗案视作改变政坛风气的一次契机，他对王安石说：“比如富弼这件事，以前哪里有调查指控，现在进行立案审查，这样的事情办多了，官员的态度慢慢就变过来了。”

王安石认为神宗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他说：“以臣所见，似乎小人还是不肯洗心革面。臣愚以为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驭之，那么谁敢为非作歹？只要朝廷之人不敢为非作歹，那么士大夫的风气立即发生变化，哪里用担心纪纲不立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今河南汝州）；通判亳州唐諲，签判萧傅、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冲替，即是罢免，必须马上离任。

富弼被罢使相之后依然很强硬，将赴汝州时上奏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既因为不称职被朝廷怪罪过，现在又当知州，必然会再次废格诏令。希望所有新法文书，臣一律不再签字，直接交付通判去执行就可以了。”他依然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不久之后即告致仕。

到后来征收免役钱的时候，河南府知府李中师非常积极，率先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李中师就按照富弼的户等，让他和富民一样出钱。富弼不仅不能再阻挠新法，还成了新法直接的法办对象。

亳州青苗诏狱是朝廷*置狱处理地方上停止放贷青苗钱的问题，此前虽有类似的情况，但神宗往往不予深究。这一次不仅富弼遭贬，一州七县的官员全遭处分，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彰显出朝廷力推青苗法的坚定决心。这和王安石的主张密切相关。

王安石曾劝谕神宗说：“朝廷上驱逐奸邪，和战场上斩杀贼寇，没有什么差别。贼寇众多而强悍，盘踞的时间越长，那么就越需要勇猛强劲、坚持不懈。讨伐的多了自然就服帖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在他看来，朝廷铲除对新法持异议者，就要和战场上杀敌一样，要打一场持久战，才能实现“变风俗、立法度”的目标。

大兴狱事正是王安石的除奸手段。早在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时就曾说过要“加小罪以大刑”，“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不帅者”即不服从的人，和相貌无关），法之加必自此始。”

富弼说王安石“身心管、商”，确实是知人之论。商鞅立木以建信，刑太子之师以立威，此种精神让王安石非常感佩。他在《商鞅》一诗中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经常称赞商鞅是“豪杰之士”。商鞅是王安石父子的精神偶像。

王安石对神宗说：“富弼虽然被责降，但还是过着富贵生活，这样怎么能够威慑奸臣？”又说：“处理富弼这件事，实在是没有将法治落到实处。鲧因为违命而被杀头，共工因为奸恶而遭流放，富弼兼此二罪，却只被罢去了使相的名头！”在他看来，富弼实在是罪大恶极，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

有记载说王雱甚至曾放言：“在闹市之中砍掉韩琦、富弼的头，新法就推行下去了！”有人认为这是黑王雱的段子，王安石的儿子也是饱读诗书的儒雅之士，不至于放出这样的狠话。但倘若看一下王安石对富弼罚得太轻的强烈不满，就知道王雱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

熙宁三年，小官唐坰上书说：“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他由此深受神宗赏识，获赐进士出身，先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也非常赏识他，把他提拔为御史。放出这样狠话的人能够迅速升官，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进击的少年

老臣富弼失势了，年轻官员赵济志得意满。他先是被神宗赐绯章服，即红色官服与银鱼袋，本来按其品级只能穿绿色官服，这是皇帝的特别赏赐。没过多久，他又被拔擢为太子中允（朝官，正五品下）、权发遣同提点刑狱，成为威风八面的大宋提刑官。变法不到两年，他就实现了从“苦逼”到“酷毙”的华丽转身。

“权发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普遍推行的一种新制，主要是为了解决新提拔的官员资序太浅的问题，差遣之前加“权”意味着资序低一等，加“权发遣”意味着资序低两等，这样就可以扩大*官员的选任范围，把资历不够的低级官员提拔到负责新法的关键岗位上，不次用人，唯才是举，让年轻有为、积极进取的官员在新法实践中脱颖而出。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引发朝堂上的巨大争议，他把很多异议大臣都赶到地方，肃清了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但在地方上又出现了各种反对力量。在地方上王安石所倚重的正是这批新上来的提举常平司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让王安石失望，40余人中有一半后来长期担任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成为朝廷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

比如成都府路的首任提举官李元瑜表现得非常*。他本是彭州永昌县的知县，担任提举官之后非常尽职，熙宁三年就被提拔为权发遣同提点刑狱兼常平等事。当时成都府路的监司如转运使范纯仁、提点刑狱谢景初、转运判官李杲卿对于推行青苗法态度消极。李元瑜和他们针锋相对，并抓住机会，向朝廷控告他们宴饮过度，且有歌妓陪酒作乐，特别是谢景初和李杲卿，和歌妓行为不检。当时朝廷正着力整顿官员生活作风，神宗下诏置狱审理，谢景初和李杲卿都遭严办，范纯仁也被调离。

大概是因为推行新法过于劳累的缘故，熙宁四年六月李元瑜在任上去世，成了为新法而殒身的烈士。王安石非常惋惜，对神宗说：“李元瑜在成都，以一身对抗范纯仁、谢景初、李杲卿等人，范纯仁等都没能让他屈服，而他们的党与大多被李元瑜检举揭发，因阻挠新法罪受到处理。”以当时李元瑜的级别，按制度不应当推恩，神宗特令与一子推恩，又命令宦官护送其丧归乡安葬，还赏赐了绢300匹。

此外，陕西首任青苗使者苏涓弹劾永兴军安抚使司马光，也是新进少年试图倾摇老臣的典型事件。

刘挚后来弹劾赵济，他说赏罚是皇帝驾驭臣僚的手段，赵济窃取了皇帝的权柄，“舞公事以倾勋旧，起大狱以逐官吏”。这不过是刘挚一厢情愿的想法，赵济不过是皇帝的一枚棋子而已。

新法，是年轻官员的机会，能当棋子的机会，加官进爵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进少年”，比如赵济、李元瑜、苏涓，他们敢于攻击那些比自己资历高得多的元老重臣、地方大员，结果往往是一击而中，仕途荣显。如此一来，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明显加剧。

官场，变成了战场，为权力和理想而猎杀。少年登台，老臣让位，新进的大门敞开，勋旧的威权落地。王安石变法运动，首先是一场官场的更新运动，是官僚系统的大换血，少壮派的野心与荣耀让大宋帝国血脉贲张，亢奋不已。

这可能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把新旧党争简单地理解为元老大臣和少年新进之间的斗争。其实，反对新法的也有不少是年轻官员，比如苏轼、苏辙、刘挚等。就是那些积极参与新法的新党官员们，也会为邀功争宠而斗得不可开交。

对于所有官僚来说，新法是一场考验，有的人选择抓住机遇，有的人选择坚守理念。他们的个人选择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个人选择而已。而变法是一场运动，是一种浪潮，被潮流所挟裹者必然是多数。

结语

北宋变法的时代，也是斗争的时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正是通过激烈的斗争，皇帝的威权提升，朝廷的政令畅通，新法的政策落地。从贵近下手，以刑罚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确实实现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标。

不过，一旦官场变成了战场，想把斗争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风丕变，利益攸关，士大夫之间的和解便成了一种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笼罩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直至靖康之变王朝覆灭。

值得一提的是，“行法当自贵近始”的改革思路，到近代依然不乏效仿者。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与荣禄相遇。荣禄问道：“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忿然解答说：“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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