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基金(看好的股票)新世纪基金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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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权益类产品层面，新华基金实际也不太平：截至目前，新华基金的权益产品分化较为明显，其中栾超所管辖的三只产品上半年的净值增长率仅维持在10％一线；此外，刘彬、张霖、张永超等人的业绩也乏善可陈。

近期，天风证券公告称，公司拟以每股5.76元收购恒泰证券的7.81亿内资股，占恒泰证券已发行股份的29.99％。由于恒泰证券目前仍然是新华基金的第一大股东，假设这桩收购被批准顺利实施，天风证券就将成为新华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从营收、净资产等主要指标来看，天风证券的实力都要明显强过新华基金目前的大股东恒泰证券。因此，若收购顺利实施，对新华基金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就眼下来说，新华基金可谓麻烦不断：首先是新华基金发布了一份专户产品风险警示函，函中表示将对出现交易违约的产品或处置部分所持资产，但是马上遭到了某债券发行人的强硬回复，警告其不能打折处置其作为发行人的债券。

重股轻债还是重债轻股

新华基金重心难定？

新华基金曾是公募圈中高擎权益大旗的典范。早在2009年，时任投资总监王卫东掌舵的新世纪优选成长（当时新华基金还叫新世纪基金）斩获了114.96％的年度净值增长率，虽最终憾负王亚伟掌舵的华夏大盘精选而位列年度第三，双王相争留下了内地公募史上的一段佳话；随后的几年，新华权益类明星基金经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曹名长、桂跃强、崔建波、何潇、孔雪梅、栾江伟、路文韬等等。一时之间，新华旗下的权益类产品盛极一时。

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对《红周刊》表示，从成立迄今，新华基金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公司2016年以前的表现可圈可点，在恒泰证券治下，公司在管资产规模一路上升，在管基金业绩长期复合增长表现优异（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加权复合增长达14.32％，平均每年战胜市场3个百分点左右）。

“2016年以后，公司规模增长和市场同步（2016年末至2019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公司规模中位数338.44亿元下降到268.67亿元，下跌21％，同期新华基金规模下跌16％）；但仍然在头部基金公司出现‘马太效应’时表现大幅落后了（2016年末至2019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公司规模平均数782.52亿元上升到1027.73亿元，扩张31％）。”他用数字强调新华基金未能与时俱进。对比来看，首季末新华基金的规模仅为371亿。

究其原因，2016年后新华基金的规模由盛转衰的问题林林总总，但其与权益类基金经理的人才流失息息相关。在上述列出名字的明星基金经理中，除去老将崔建波一人仍然坚守外，其余基金经理目前悉数离开新华基金。而随着名将的纷纷离开，新华基金的“权益时代”几乎也就落幕了！

新华基金的时任领导因势利导，索性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了债券一端。从产品的分类看，目前新华的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规模合计达到了286.25亿元，占据了全部规模的半数还多。2016年、2017年新华基金的固收产品皆排在行业中的同类前端，究其原因，新华基金的固收一哥姚秋着实功不可没。

但是，2019年以来，新华基金的固收神话似乎正在迅速破灭：开年迄今，新华旗下多只债基的净值增长率表现一般，其中新华恒稳添利C的净值迄今下跌了2.27％，成为新华今年表现最差的固收类产品。业绩退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当其冲的一点似乎和风控不利有关，新华旗下就有债基踩雷康得新违约债。

长量基金分析师王骅指出，新华的固收类基金特点是稳健，但是今年遇到的种种问题表明，公司应该纠偏逐渐激进的投资策略，回归谨慎。对比来看，公司目前在权益类基金发展上遇到的问题更大，新人的提拔和培养并非一时之功。综合来看，新的领导暂时延续注重固收的策略似乎较为明智。

而《红周刊》注意到在新华基金官网首 页的头图广告栏上，公司所宣传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旗下的债券型基金。

权益人才流失严重

昔日明星产品如今平庸？

就权益类基金而言，明星基金经理的批量流失无疑让新华基金伤筋动骨。接受《红周刊》

在新华权益团队的“吐故纳新”过程中，迄今似乎*接任者好于前任的例子就是刘晓晨了。来自Wind数据表明，原华商的基金经理刘晓晨接任了新华明星基金经理路文韬所管理的新华高端制造，而该基金迄今也仅经历了两任基金经理。在首任基金经理路文韬任职期间，其在大约一年的时间中所取得的任职总回报约为-8.40％；刘晓晨是该基金的第二任基金经理，其目前的任职总回报已经约为12.31％，已经大幅超越了前任。

但这样的例子在新华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情况是昔日的明星产品如今已经归于平庸。首先看当初王卫东的成名作新华优选成长，该基金迄今总共经历过王卫东、曹名长、崔建波、何潇、李昱、付伟、栾超等七位基金经理，从任职回报来看，除去王卫东和曹名长外，其余的基金经理均乏善可陈，特别是*一任基金经理栾超和上一任基金经理付伟，两人目前的任职总回报均不到2％。

以栾超为例，2019年开年迄今，新华优选成长的净值增长率仅为10.99％，其在720只同类基金中仅仅排在了第658位。从首季的重仓股来看，尽管其也捕捉到了个别强势股，但是多只股票表现平平还是拖累了组合的表现，特别是创业板的重仓股和仁科技。

其次看同样曾经拿到过年度季军的新华行业周期轮换，彼时掌舵该基金的是初出茅庐的何潇。但是此后基金经理几经变化，从今年2月底开始，*一任的基金经理已经变成了刘彬。Wind显示，开年迄今，新华行业周期轮换的净值增长率仅为13.43％，其在同类720只基金中仅排在了第619位。如果拉长周期来看，实际上该基金在此前两年的同类年度排名中也均没有亮眼的表现。

最后看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新华泛资源优势。资料显示，这只基金成立于2009年7月13日，基金的前四任掌门皆为新华权益团队中显赫一时的名将——王卫东、崔建波、桂跃强、栾江伟，特别是第四任基金经理栾江伟，其连续多个年度将该产品带入同类前二分之一之列，同时其任职总回报为66.99％。但是，新华泛资源优势如今的基金经理也变成了栾超，从今年以来的净值表现看，其与同姓前任的业绩有着天壤之别：2019年以来，新华泛资源优势的净值增长率仅为8.02％，在同类基金中处在后二分之一之列。

“栾江伟离开对新华的影响较大，栾江伟上任于牛市之后大幅调整的阶段，但是在上任之后的震荡市中，栾江伟通过灵活持有低估值、成长性好、行业空间大的中小市值股票以及在市场情绪较好的时候适当参与有色等主题投资获得了尚佳的表现。而新华泛资源优势的后任栾超、新华行业轮换配置的后任崔建波均未将强势表现延续。”有熟悉新华的人士透露，当时栾江伟确定离开新华时，其所管理的基金产品遭遇机构赎回了数亿元。

崔建波带队两极分化

“菜鸟”基金经理拿迷你产品练手？

在经历了持续几年的人才流失后，新华基金目前的权益团队雏形初具：在投资总监崔建波的带领下，栾超、李会忠、蔡春红、赵强、张霖、王永明、张永超、刘晓晨、刘彬、王浩等人实际也参与管理着新华的权益类基金，目前新华旗下的公募基金经理总共有19人，权益基金经理阵营实际已经超过了半数。

从今年以来的业绩表现看，上述10人业绩分化明显，其中表现较好的是李会忠、赵强和刘晓晨，而栾超、蔡春红、张霖、张永超、刘彬等人业绩则不佳。《红周刊》

对比来看，上述六位今年业绩平平的基金经理则任职年限相对较短：除女将蔡春红任职时间稍长外，其他人在基金经理岗位的任职年限多在两年左右，而其中任职时间最短的是基金经理刘彬，其在基金经理岗位的任职时间仅为121天。

某种程度上，业绩不佳与投资经验的缺失息息相关。我们以刘彬为例，目前其管理的三只新华系产品的任职天数均在百天左右，基本都是在2月底接手的，目前的任职回报分别为-2.60％、-2.41％、2％。从三只产品的情况来看，根据最近一季的财报显示，三只基金的规模皆袖珍，除去新华安享多裕的规模为2.17亿外，剩余两只基金的规模皆不足1亿。

如果拉长周期从2018年初以来的情况看，表现最差的则是女将张霖掌舵的新华战略新兴产业，张霖目前也仅管理着这一只产品。2018年全年，该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为-38.15％，其在1548只同类基金中排在了第1532位；2019年迄今，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的业绩同样乏善可陈，其目前的净值增长率仅为10.69％，目前其在1816只同类基金中也不过排在了第1014位。

对此，天天基金网分析师冯鹏飞尝试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基金经理似乎喜欢参与波段性机会，但是从业绩上看，这只基金业绩不佳或许与波段做得比较多有关；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其对标的的研究不够深入，在投资过程中原有的投资逻辑不断被打破。”

《红周刊》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崔建波卸任的产品外，实际上蔡春红和李会忠所卸任的产品基本上都交到了经验相对欠缺的新手基金经理上，而这些产品大多规模袖珍，徘徊在生死线上。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的是新华鑫利，李会忠4月3日以后不再管理该产品，产品目前的规模仅为0.21亿，而新任的基金经理是原中信建投的王浩，天天基金网上甚至还未更新他的简历。

对此，上述熟悉新华的人士分析，这样的安排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给老基金经理减负，让他们集中全力把规模和业绩尚可的基金产品做好；但同时对涉及其中的迷你基金的持有者似乎显失公平，因为公司让缺乏经验的掌舵人来独挑大梁，似乎颇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做好了否极泰来，做不好大不了清盘了事！

如是运作，新华基金的规模会在二季度时来运转吗？一切有待二季报揭晓答案！而稍早前一季度末，新华基金的公募资产管理规模较去年底减少了29.5亿，排名也下降了5位！

证券时报•统计，截至8月10日，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16324.4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16298.28亿元增加26.20亿元。当日沪深两市融资买入额为663.29亿元，前一交易日为653.26亿元；当日的融券卖出量为5.31亿股，前一交易日为5.67亿股。从个券来看，融资方面，共有2389只个券出现融资买入，2391只个券出现融资偿还。其中，融资余额环比增幅前30和环比降幅前30股票（）

A股融资余额环比增加前30股一览

A股融资余额环比下降前30股一览

注：本文系新闻报道，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超级复盘、融资融券

复盘、融资融券、两融、融资客、融资余额增幅、融资余额降幅、杠杆资金

一朝天子一朝臣，控股股东的变化必然导致管理层的更迭。

本刊

5月19日，新华基金发布公告称，基金经理王滨已于当日离任。至此，2021年以来，新华基金离任的基金经理达到三位，前两位是于泽雨和钟俊，离任时间分别为2月和4月。

Wind资讯显示，于泽雨的基金经理年限为8.17年，离任之前是新华基金资历最老的基金经理。王滨和钟俊的基金经理年限分别为5.34年和1.57年。新华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年限”是3.10年。离任之前，王滨、于泽雨及钟俊管理的基金数量（仅计主基金）分别为8只、3只和2只，涉及到的持有人合计77万户（2020年年报）。

根据公告，上述三位基金经理的离任皆为“个人原因”。不过，若对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变更，以及公司近期的经营状况及高层变动做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

高层变动 去“明天系”

在王滨离任前、于泽雨及钟俊离任后不久，新华基金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5月8日，新华基金发布的公告显示，翟晨曦已接替张宗友，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此之前的4月9日，翟晨曦刚刚接替张宗友成为新华基金董事长。张宗友是因“工作安排”而卸任，“转任本公司联席董事长”，联席董事长”正是翟晨曦接任董事长之前的主要职务。

根据公告，翟晨曦生于1979年，2004年中南大学硕士毕业后（5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入职国家开发银行，历任投资业务局、评审三局项目经理，资金交易部交易员、副处长和处长。2014年，她加入天风证券，次年3月被任命为副总裁，兼管公司固定收益总部。

2020年9月18日，翟晨曦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成为联席董事长。11月30日，新华基金总经理刘全胜离任，翟晨曦代任总经理一职。

也就是说，自翟晨曦进入董事会之后，在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原新华基金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全部出局。

上述高层人事变动，与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动有直接关系。新华基金前身是新世纪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1亿元，注册地为重庆，发起人股东新华信托投资股份公司（200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股份公司）、山东海化集团及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分别持股48%、30%和22%。

2008年，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上海隽基环境产业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次年9月，新世纪基金更名为新华基金。2010年，第二大股东山东海化集团又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

2011年，新华基金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6亿元，新股东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认购出资1320万元。于是，公司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持股48%，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30%、13.75%和8.25%。

2013年10月，陕西蓝潼投资公司及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恒泰证券股份公司（下称“恒泰证券”），新华基金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恒泰证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48%、43.75%和8.25%。

2015年7月，新华基金再度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60亿元增至2.175亿元，恒泰证券出资认购了全部新增注册资本，一举成为控股股东，恒泰证券、新华信托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8.62%、35.31%和6.07%。

同年9月，恒泰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恒泰证券前身为内蒙古呼和浩特证券公司，成立于1988年，1992年更名为内蒙古证券公司，2002年更名为恒泰证券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恒泰证券股份公司。

由于在上市之前，以及上市后的最初几年，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包头华资实业股份公司由明天控股间接控股，第九大股东中昌恒远控股公司及第十大股东（2018年退为第十二大股东）上海怡达科技投资公司又在2009年与明天控股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恒泰证券被视为“明天系”一员。

由于新华信托几大主要股东皆为“明天系”成员或一致行动人，因此，新华基金也免不了被打上“明天系”的烙印。

不过，随着天风证券成为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恒泰证券及新华基金的“明天系”烙印渐渐消退。2019年6月，天风证券与恒泰证券多位股东（包括第二、第四、第八大股东，以及上述与明天控股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的第九大股东和第十二大股东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完成后将持有恒泰证券29.99%的股权。截至2020年4月13日，天风证券已经受让恒泰证券26.49%的股权，“剩余3.50%股权收购将有序完成过户”。

正是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2019年11月，天风证券副总裁翟晨曦被任命为恒泰证券联席总裁，并于次年9月代表控股股东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

新舵手投研出身

与前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不同之处在于，翟晨曦是投研出身。而且，有报道称，她在国家开发银行资金交易部做交易员、副处长及处长时，曾有“IRS（利率互换）市场女王”的称号。

而新华基金前任董事长张宗友（2019年但任董事长之前曾担任总经理），以及2020年11月辞职的总经理刘全胜，皆非投研出身。他们都是恒泰证券的老人，进入新华基金之前的管理经验主要来自人力资源部和营业部。

因此，翟晨曦掌舵新华基金之后，无论是站在股东层面还是专业层面，对公司高层及投研团队进行大换血势在必然。

而且，从新华基金的产品结构——以固收业务为主——来看，翟晨曦应该很容易看出这家公司的不足之处。Wind资讯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新华基金公募管理规模为513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13亿元，混合型基金124亿元，债券型基金240亿元，货币市场基金136亿元。

而从历史来看，新华基金以固收业务为主的特征并非最初的设定。在2012年之前，公司旗下只有混合型基金，直至2012年才有债券型基金，2013年才有货币市场型基金，2014年才有股票型基金。

直至明星基金经理王卫东、曹名长等人先后于2014年及2015年——正好是恒泰证券入主新华基金后不久——选择离开之后，新华基金的“弱权益”特征才日益明显。

Wind资讯显示，2014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192亿元，其中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合计115亿元，占比59.90%，至2021年一季度末已降至26.71%。

与之相应的是公募规模排名的下滑：2014年年末，公司排名第43位，2017年降至第55位，2019年甚至降至第73位，2021年一季度末排在第64位。

未来在何方？

站在股东的角度审视，新华基金2020年——众所周知的公募大年——的表现可能也难称如意，尽管其公募规模同比有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新华基金公募规模541亿元，比2019年同期（233亿元）增长了132.19%。

但是，其同期管理费收入却出现背离：2020年，新华基金管理费收入合计21725万元，与2019年（19725万元）相比仅增长9.99%。而公募管理机构整体规模（14.70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36.46%，合计管理费收入（633.71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48.01%。

若与2017年相比，则新华基金的管理费与公募规模“背离”的特征更加明显：2017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440亿元，管理费收入为30983.99万元；也就是说，尽管到了2020年年末，其公募规模增长了22.95%，但管理费收入却只有2017年的70.12%。同期公募管理机构整体规模（11.55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73.68%，合计管理费收入（由551.95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69.94%。

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与公募规模发生变化的时点有关。

例如，尽管新华基金2020年年底的公募规模有541亿元，同比增加了308亿元，但其中有189亿元的增量（占比61.36%）来自第四季度，因此报告期贡献的管理费收入较少。

另一个原因则在产品结构上。根据Wind资讯，2017-2020年年末，在新华基金公募规模的101亿元的增量中，有78.51亿元来自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基金，占比77.73%，这两类基金的管理费率相对较低。

而同期在整个公募规模的增量（8.51万亿元）中，有47.36%（4.03万亿元）来自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

至于翟晨曦将如何改革新华基金尚待观察。

此前有报道称，翟晨曦有意请中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总经理于春玲加盟新华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截至发稿，公司未予证实。

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者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在德州发表演说，顺便推销他的新书：《美国的灵魂：善我争夺战》（The Soul of Amierca: The Battle for Our Better Angels）。他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其中有段话特别捕捉住我的注意。

林肯总统被刺后，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曾经说了一句十分刺耳的话：“美国黑人在先天性和遗传上无法自治”（Black Americans are congenitally and genetically incapable of self-government.）。

这位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总统百般阻挠美国的重建，反对宪法第14条（赋予黑人公民权）和第15条（赋予黑人投票权）修正案。就如约翰逊总统认为是低等族类。 这种白人普遍的优越感，不论是否自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历史。

在“民权法案”和“平权法案”通过50多年之后，黑人平权之路还是遭受到很多反对的声浪。黑人在许多人心目中，包括华人，仍然被视为次等民族，认为黑人祖先来自“粪坑国”。

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也并不陌生。“学术”成了为*主义背书的工具，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则是《钟形曲线》这本书。这类报道也为最近华人反AA提供了“理论基础”，搞出什么“*现实主义”的闹剧。

《钟形曲线》

1994年，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与心理学家里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一本具有争议性的畅销书《钟形曲线》，全书800多页。

作者断言，智能决定人的命运：人类智能主要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智能可以预测个人的发展，包括财务收入，工作表现，未婚生子和犯罪率，而且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无关。整本书中，遗传因素（*）决定智能的说法就像核弹一样在全国爆炸开来。

《钟形曲线》的基本假设

作者在引言中介绍智能研究的历史，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六个基本假设。整本书的论述就建立在这六个基本假设上。简单说明

1. 人类“认知能力”（智能）是个单一的一般性实体，可以用单个数字（智商）表述。

2. “认知能力”的遗传率在40％到80％之间，因此主要以遗传为基础。

3. 智商（IQ）本质上是不变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固定的。

4. 智商测试人的“智能”或“聪明”，我们能够按照（智商的）逐个线性顺序排列人类。

5. 智商测试十分准确。

6. 智商测试十分客观，不受*或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1996年，密西根大学C. Loring Brace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批评，指出《钟形曲线》的每一个假设都存在问题。他的学生，人类学教授Shelly Smith 2018年发表了一篇后续专文，从根部挑战书中有关人种的概念。（参见：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002/ajpa.23385）

面对访问者的质询，默里后来否认其中一部分假设是他们的原意，例如，单个数字（IQ）并不单个，等等。不过，这些不过是“技术性”的细节，不影响主题。

《钟形曲线》的主要内容

全书分四大部分：1）认知精英阶级的形成；2）智商与社会问题的紧密相关性；3）智商与*的紧密相关性；4）智商与制定社会政策。

1）认知精英阶级的形成（1-4章）：美国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使得智商高的都向上移动到社会顶层，他们收入多，地位高。智商低的都淘汰到社会底层，他们工资低，地位低，或者失业。社会分层于焉形成。

2）智商与社会问题的紧密相关性（5-12章）：低智商的人容易犯罪、吸毒、家庭破裂、教育程度低，造成社会问题。

3）智商与*的紧密相关性（13-17章）：东亚人种智商略优于白人，白人高于拉美，拉美高于非裔。非裔的平均智商与白人相差一个“标准差”。这个现象与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SES）无关。低智商往往出生率较高，拖累了社会的素质。

4）智商与制定社会政策（17-22章）：美国过分关注低智商的学生和雇员，例如平权法案（AA）。美国正快速走向“种性社会”（caste）的分层社会结构。为了避免受到拖累，成为低智商族群的“监护国”，美国应当重新考虑社会公义（优生学？），减少浪费社会资源。

可以想见，这本书以及其中的断言在美国的知识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由于里查德·赫恩斯坦已经逝世，查尔斯·默里成为《钟形曲线》的主要面孔。

虽然《钟形曲线》的杀伤力很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质疑作者的写作动机，因此那些从“政治正确”立场提出的批评我们可以不计，本文把焦点放在从学术立场提出的批判。

对《钟形曲线》的主要批评

A）古尔德的批评

*发难的是已经去世的，美国*的古生物学家与科普作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1994年底在《纽约客》上撰文，批评该文六点假设不靠谱，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指出该书过分渲染智商的遗传性，而低估了不同*间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他认为，该书选择性地采证，回避“因子分析”。古尔德认为单个数字不可靠，智商的环境因素很高，而且是可以改进的。

B）卡明的批评

刚去世的心理学家莱昂·卡明（Leon Kamin）1995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文批评《钟形曲线》。他指出，该书作者混淆了“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区别，引用的数据也有问题。

为了阐明卡明的论点，本文引用一些最近的资料作说明：

1）资料来源的问题：

卡明批评林恩的研究“漠视科学的客观性”。《钟形曲线》大量引用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的研究，称林恩是研究*区别的领军人物。

然而，林恩（以及合作人Tatu Vanhanen）的研究方法，以及取样方式，广受许多学术界和媒体的严厉批评（可参考《维基》上“Race and Intelligence”所提供的背景资料）。他们对非洲黑人的取样和研究尤其被指为粗糙、偏颇。

起初，林恩和Vanhanen根据“全国青年劳动力市场经验纵向调查”（NLSY）的资料，得到非洲黑人平均智商只有67的结论，并以此宣称：基因决定智商。不过，阿姆斯特丹的科学家们Wicherts，Dolan和van der Maas（2009）透过荟萃分析发现，林恩和Vanhanen依赖非系统的方法选取数据，因此低估了非洲，实际数字应当是82。

NLSY本来意在指出智商与环境间的相关性，同*如果生长地区不同，平均IQ就不同。不过，林恩和Vanhanen的研究低估了非洲黑人平均智商。

耐人寻味的是，林恩是*主义的“科学”杂志《人类季刊》（Mankind Quarterly）的副编辑。他是先锋基金（Pioneer Fund）智库的董事会成员，该智库被公认为倾向白人国家主义和提倡优生学。《人类季刊》以及林恩的研究都受到先锋基金的大力资助。换句话说，《钟形曲线》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先锋基金智库的资助。

林恩曾对英国右翼杂志（Right Now！）的访问

由于大量引用林恩和Vanhanen的结论，《钟形曲线》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2）言过其实：

该书引用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的研究。卡明指出，詹森的研究并没有得到“确凿”的结论,《钟形曲线》作者们言过其实。

3）滥用统计数字：

《钟形曲线》多次使用NLSY的研究资料，而且是透过林恩的视角。作者们费了许多功夫（图表、表格、附录），为了要证明，低智能造成低SES水平，而不是低SES水平造成低智能。

卡明认为，该书作者所引用的统计手段十分不严谨，不可靠。那种“智商决定一切，包括决定社会经济水平”的结论远远超越了他们手中的数据。

卡明批评，这本书不过是为反对AA背书。他同意《纽约时报》

4）“弗林效应”的后续：

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1984年指出，智商不是固定的，世界各国的智商越来越高。这个现象称为“弗林现象”。该书作者将这个现象解读为：这是卫生、教育等环境的改善，隐蔽了人口结构（少数族裔）的因素。

然而，由于这种增加近年来已经停滞，该书作者更加振振有词，认为社会不应当过分关注少数族裔，而是要“不分*”地把精力放在改善、提高竞争环境。如果法律规定，只有博士才能够生子，那社会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美国立刻进入乌托邦社会！

卡明对作者这种论调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滥用科学为政治服务。最近有研究人员认为，其实“弗林效应”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还没开始。

C）解读统计数字

智识界有句常话，说到谎言有三个级别：“谎言，该死的谎言，然后是统计数字”。如果不谨慎使用，统计可以为*的谎言服务。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Pesta＆Poznanski（2014）的研究显示，纵使排除*因素，美国各州的平均温度与该州的平均智商密切相关。既然智商无法影响温度，那么，是否学者“证明”了：温度造成了智商上的差异？

有人用脑容积大小的统计数字来“证明”黑人（平均）智商较差。Nisbett等人（2012a）和Mackintosh（2011）的评论指出，目前的数据确实显示了美国非裔和白人之间大脑尺寸和头围的平均差异。但他们质疑，这是否与智商差距有任何关联。Nisbett等人指出，大脑容积不是衡量智商的好方法，例如，男性的大脑大于女性， 但两性间并无任何有记录的智商差异。这点下文还有更多说明。

世界上最杰出的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2005年起开始宣传德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智商特别高，甚至高于其他犹太人。他认为，由于遗传因素，德系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秀的人种。

可是，经过进一步研究，20世纪初进行的测试发现，德系犹太裔美国人得分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远高于犹太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开始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数据明显推翻了平克的断言。

分析测验数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写道：“我们的数据……反而倾向于反驳犹太人非常聪明的普遍看法”。

死亡者生前每天都呼吸空气，但我们不能说，空气造成死亡。统计数字最多不过呈现相关性而已，*不等于因果关系。如果要假学术之名，硬要用研究证明自己的偏见，那么，纳粹德国老早就做到了——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面对少数族群生存的劣势，显然地，作者的用意不在鼓励、增加他们向上移动的竞争能力，而是希望用压抑、忽视、排斥的方式来维护白种人的优势。最遗憾的是，他们假学术的崇高之名来达到目的。

甚至，他们不做进一步探讨，就方便地倒果为因，把非裔社会的问题，例如、贫穷、犯罪率高、毒品、家庭解体、升学率低，等等，归咎于他们的智商，而“智商”又被“基因”所决定。于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歧视，再也不需要感到愧疚了。

华人的“*现实主义”

所谓“科学*主义”（或作“*现实主义”）是个伪科学的信念，他们认为经验证据支持或证明*主义（*歧视）或*优越。从历史上看，“科学*主义”思想在科学界有些声音，其中以《钟形曲线》为最显著的代表。虽然存在于学术界，但它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的”。它的立场逐渐被证伪，被唾弃。

反穆斯林、反黑人、反难民的论调在华人中一向很有市场。从今年起，有所谓“*现实主义”的*开始出现在华人圈。

该*如此定义：“*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的差异不只是外表和肤色的差异，而是在平均身体特征，身体素质，平均智商，性格，自控能力，未婚先孕概率，犯罪率与性传播疾病方面都存在普遍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必然也影响不同的族群构建什么类型和水平的社会。”（参考：《缺少*现实主义，现代社会难以保持繁荣与稳定》，7月6日）

该*8月12日发表了一篇非常吸引眼球的微信：《愈发难以掩盖的现实：不同*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公开主张：黑种人素质低下。这篇文章为华人中的*主义提供了弹药。

这篇文章翻译自杰瑞德·泰勒（Jared Taylor）的一个（曾被youtube封杀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HCmiv7BAE&t=65s）。泰勒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研究智商的专家。他出生于日本，父母亲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美国“新世纪基金会”会长（New Century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上面提到的倾向白人*主义的先锋基金。“新世纪基金会”的立场也被学术界归纳为“白人至上主义”。

杰瑞德·泰勒（图片来自维基）

该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一个白人至上杂志《美国的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泰勒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

泰勒用举证的方式断言：“黑人平均智商偏低来自基因，而非环境”。该视频*的问题在于泰勒所引用的片面资料并不科学。这个白人*主义者的宣传视频竟然被华人拿来作歧视黑人的理论基础。十分可悲！

由于篇幅，本文仅仅提出三点批评：A）该文所大力鼓吹两位学者研究的可靠性；B）该文对白人家庭领养非裔孩童的解读；C）该文开头所引用的统计图片。

A）两位学者的研究

1）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拉实顿（J. Philippe Rushton）

菲利普·拉实顿（图片采自维基）

泰勒提到拉实顿教授（已逝）的研究，显示：亚裔与白人的大脑明显比非洲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更大。因此，亚裔和白人的智商更高。

如前所述，脑容积与智商间的相关性很低。有好几个不同的科学刊物也得到这个结论，例如，《科学美国人》杂志和《今日心理学》杂志。爱因斯坦的脑容积就与常人无异。绝种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脑容积远大于现代人类。所以用脑容积来作智能的判断，十分不可靠。

拉实顿教授在去世前一直是*主义智库先锋基金的负责人。他很多主张，例如，决定智商的主要因素是基因（而非环境）、*与犯罪的紧密关联等研究也广泛受到科学界的批评。他的学术客观性一直受到质疑。

2）德拉华大学心理学教授琳达·高德弗里森（Linda Gottfredson）

琳达·高德弗里森（图片来自德拉华大学网站）

泰勒高度推崇高德弗里森教授绘制的“智商*分布图”，说明黑人平均智商低于白人，并用以解释为什么黑人一般成就比白人低。

《华尔街日报》1994年曾发表了一篇高德弗里森与其他51位教授共同署名的专栏文章，主张智商有40-80%的遗传性。文章表示，他们“没有确定的答案”来解释这个现象。

对这个发现，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1996年提出批评，认为该文夸大了遗传因素，而低估了环境差异。《美国心理学会》 1995年一份报告也指出，环境因素比基因更合情合理，但对于黑白间智商差距“没有合适的解释”。

笔者发现，这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研究都有个共同交集，就是受到先锋基金的支持和赞助。高德弗里森教授的研究也不例外，她的研究受到先锋基金的资助。她也不断为《钟形曲线》辩护。

她的研究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例如泰勒的关注，并且不做说明的片面解读，这就不太令人感到奇怪了。

B）有关研究白人家庭收养非裔孩童的解读

泰勒视频中提到，1970年代桑德拉·思卡尔（Sandra Scarr）和理查德·韦恩伯格（Richard A. Weinberg）所做的研究：130个非裔与混种孩童被白人家庭领养。孩子长大以后，他们的平均智商与非裔家庭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泰勒宣称，基因是决定智商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我在网上的搜索，泰勒所提到的研究就是“明尼苏达州跨*收养研究”（参考维基：Minnesota Transracial Adoption Study一条）。这个研究在1976年发表后，又分别在1992与1996年发表了后续研究。

由于林恩拿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基因决定智商，作者们于是特别解释，他们没有控制领养前的条件，也没有控制领养后在学校所受到对待的控制，他们的研究不能替基因决定智商背书。

到了2016年，又有人指出，如果除去低智商的白人家长，并减去弗林效应，将更加否定基因决定智商的断言。可见，泰勒的断言是言过其实的。

C）开头的图片

“*现实主义”*这篇《愈发难以掩盖的现实：不同*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这篇文章在开头贴了一张“全球智商综合性分布”的图片，

该文既没有说明该图片的来源，也没有解释其内容，但却十分吸引眼球，造成宣传的效果。

其实，这张图片来自一个独行侠，荷兰人Joel van der Reijden的个人网站，“全球化与隐蔽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Covert Politics）。van der Reijden花了很多功夫，把林恩以及其他几个支持*与智商相关性的资料综合起来，制作了这个图片（https://isgp-studies.com/race-and-iq）。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林恩等人的研究充满问题。因此，就像是张宣传海报，这张图片的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结 语

黑人的生存条件和历史背景至少近400年来是处于劣势。黑人平均智商较低这个现象或许是个事实，但并不等于黑人中没有高智商的人。智商有多少是被基因决定，有多少是被环境和文化所决定？这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简单地把相关性解释成因果关系，那就是误导读者，更是不忠于学术原则。

像《钟形曲线》这类的书籍和文章，用偏颇的论理方式，以及非系统的数据收集，那正好说明，作者们往往有先入为主的立场，这是“智识上的不诚实”。

历史上，这种偏颇的学说带来许多灾难。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相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了爱尔兰大饥荒。

假学术之名，泰勒这批人明目张胆地支持*主义的立场和政策，背后还有*主义者的财力支援和互通声息（例如，先锋基金）。他们的立场代表一种弱肉强食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现实，认为要加强照顾弱势族群，增加他们向上移动的机会，这才是社会公义的原则。它反映一种爱怜孤儿寡妇的世界观，它更接近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普适价值。世界观的不同正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平等不一定就是公义。上图，左边写着公平，右边写着平等。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 Artist: Angus Maguire ( interactioninstitute.org / madewithangus.com)

2017年4月22号，新无神论掌舵者之一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访问《钟形曲线》作者默里。哈里斯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该书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当哈里斯询问默里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默里不假思索地解答：那是为了反对AA这类政治正确的政策。

默里认为，这些政策假设：“每个人在颈部以上都相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默里表示：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带来恶果！

显然地，根据作者自己的话，《钟形曲线》写作的目的不在于传播知识，而是满足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即白种人的优越性。他们希望保持既得的权利和利益，并非为真理与知识。

这种隐藏在“科学“的外衣下的*主义，正在设法颠覆西方文明花了数千年所建立的价值，特别是美国的立国理念。他们分裂族群的手段让人感到，我们又回到了野蛮时期的弱肉强食。

总之，AA不是，也不能是，一个简单的*配额制度。AA作为指导原则完全合理，符合公义的原则，但那不等于配额制。以硅谷为例，各大公司都严格实施平权法案，注意招收、培养妇女和少数族群，但是没有公司实行配额制，那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

或许，大力反对AA，甚至倡导马太效应的华人吃瓜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白人*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的马前卒？

（撰文：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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