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重启货币互换(国际金融公司)中日重启货币互换的好处
中日重启货币互换(国际金融公司)中日重启货币互换的好处
本文目录一览：
据 客户端消息，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日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维护两国金融稳定，支持双边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
编辑 杨利
分析人士指出，GFCI每半年更新一期，单独一期的排名结果不能代表竞争力变化的整体趋势。GFCI得分中来自全球金融从业者的主观评价占有较高权重，这也使得该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为“情绪”所左右。不过，上海金融中心竞争力从上一期的第三滑至第六，背后反映出代表亚洲经济体的、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悬而未决。
9月24日，第30期GFCI指数公布。
报告显示，纽约在GFCI指数中位居榜首，这一城市已连续三年位居榜首。伦敦位居第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位居第三、第四名。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金融中心排名出现整体下滑，上海从第三跌至第六，北京从第六到第八，深圳从第八到第16，广州从第22到第32。
不过，在对金融科技中心的调查中，纽约和上海保持第一和第二名，伦敦上升两位至第三名，因为英国将对金融科技有利的政策作为优先要务。
纽约、伦敦继续名列前二
报告显示，第30期GFCI指数总体平均评分下降了12.9点（2.05%）。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这是平均评分连续第三次下降。
报告分析称，整体评级水平继续低于2019年，反映了国际贸易，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和地方动荡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
其中，亚洲/太平洋中心评级普遍下降，可能表明该地区在新冠时期获得的经济收益趋于平稳。而北美中心表现良好，显示出对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乐观态度。
“我们在第30期GFCI的结果中看到两种模式：经过2020年的疫情冲击后，对北美和西欧经济复苏的信心，以及随着亚太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和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稳定后，呈现平稳状态。”GFCI指数发布方Z/Yen执行主席迈克尔·梅内里（Michael Mainelli）称。
Z/Yen指数部主任Mike Wardle在接受《国际金融报》
而对于亚太地区的评分回落，Mike Wardle认为，亚太地区的发展已经持续多年，此轮回落属于正常的重新调整，仍需等待指数的下一个版本，再去判断这是否是一种趋势。“目前回落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亚太地区自己缺乏信心，他们在评估该地区中心的表现时更加谨慎”。
Mike Wardle从事指数评级工作多年，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包括五个要素：有足够多的国际员工、成为成功人士希望居住的地方（安全、接受教育、文化）、能很好地维护自己声誉（建立声誉需要20年，而毁掉它只需5分钟）、值得信任的系统、法律和人，信任是将所有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此外，还要运行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平系统。
“情绪指数”
Z/Yen提出，中国内地金融中心排名整体下滑，直接原因是“问卷调查中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金融从业人士对中国金融中心的主观评价明显下降”，根本原因是“中国‘抗疫经济’红利正在消退”。
分析人士指出，应当科学看待单独一期的排名结果，不能机械理解GFCI的得分排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余凌曲告诉《国际金融报》
“从前几期GFCI的得分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巨大影响，而中国经济风景独好，全球金融从业者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乐观正面情绪推动中国金融中心的GFCI得分和排名快速上涨。而伴随主要大国经济陆续开始复苏，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给金融中心带来的声誉红利明显消退，全球金融从业者对欧美金融中心的乐观情绪快速上升，一降一升的情绪波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排名整体罕见下滑的主要原因。如果拉长时间来看，中国金融中心‘赶超式’发展和排名持续上升的势头非常明显，未来十分有希望再次回到上一期的排名，甚至进军更高名次。”余凌曲说。
“内战”比“外战”更激烈
此次排名中，上海从第三滑落至第六。此前，上海在2020年9月和今年3月的GFCI排名中位列第三。
“全球第三”是亚洲金融中心取得的*名次，香港、新加坡和上海都取得过这一名次。上海金融中心竞争力从上一期的第三滑至第六，背后反映出代表亚洲经济体的、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悬而未决。
余凌曲认为，上海排名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竞争非常激烈。在GFCI 30的结果中，香港、新加坡、上海之间的分数差距仅为1分和2分，这在“千分制”排名体系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未来，谁能代表亚洲成为纽约（美洲）、伦敦（欧洲）之后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国际声誉”在本次评价中成为减分项。由于GFCI排名一定程度上由“情绪”掌控，在亚洲主要金融中心得分差距很小的情况下，金融从业者的情绪影响更为显著，而上海的主观评价得分下滑导致得分和排名明显下降。
“不可否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硬实力’非常强大，金融市场规模在亚洲乃至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未来还需要加强营商环境、人才环境等‘软实力’建设。比如在金融人才吸引力上，对于GFCI问卷中‘哪些金融中心有足够吸引力、可作为替代工作生活场所’问题，上海得到27个肯定答复，远低于香港的97个和新加坡的64个。”余凌曲表示。
2020年，是上海实现“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收官之年。今年8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对未来五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措施。
《规划》提出了1个总体目标和6个具体目标。总体目标为：到202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升，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为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余凌曲表示，目前，上海、香港、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的“三强”，而且上海金融中心的市场规模优势、经济腹地优势、资源集聚优势等是香港、新加坡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仍然十分巨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担着代表中国、代表亚洲成为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使命。
“但是，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设不会一蹴而就。香港和新加坡的优势在于与纽约、伦敦的金融体系联结度更高，共同构成了以美元国际化为核心的庞大国际金融体系。在上海建一个美元化离岸金融中心不符合国家战略，决定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肯定不能走香港和新加坡的老路，而是要和人民币国际化“齐头并进”，在更好履行国家使命的基础上稳步扩大金融开放水平，巩固提升金融中心地位。”
从目前来看，亚洲金融中心“内战”比“外战”更加激烈，上海与香港、新加坡，以及与北京、深圳，研讨进一步合作与竞争的策略尤为必要。
在余凌曲看来，人民币国际化是新兴的国际金融业务，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合作与竞争的蓝海。国家把深圳前海片区划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并赋予“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战略定位，深港两地金融规模指标加总在很多领域超过上海，甚至超过纽约、伦敦；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预计离岸人民币业务在香港金融市场中的比重会持续提升。正如伦敦和纽约共同控制着全球主要国际美元交易，也具备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海与香港（也包括深圳）可以围绕如何更好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使用，全面加强市场、人才、机构等方面的合作，与其在“存量”金融资源上进行争夺，不如共同做大做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增量”业务。
不知道是全球经济活跃度再度提升的影响，还是国际贸易迅速攀升的激励，货币互换的频率再次提升。比如，阿根廷希望与我国之前签署的“金额高达13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再增加200亿元。
在此之前，我国人民银行刚刚与日本银行“续签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继续保持在“为2000亿元人民币或34000亿日元”的超高水平，并且再度表示“到期后，可以继续延期”。
不仅是我国，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是此起彼伏。比如，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阿联酋与土耳其签署了规模为“180亿阿联酋迪拉姆与640亿土耳其里拉”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1月份，我国与印尼的货币互换协议到期后，经过双边友好协商后，同意延展——就是续签。2月份，印尼又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韩国也爆出“因货币互换协议的提振，韩元国际地位得到加强的信息”……
货币互换协议，实质含义是什么？
所谓货币互换协议，并不是货币兑换，而是货币互借。以我国与日本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为例，规定的金额是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这并非是说我国拿出2000亿元人民币兑换回34000亿日元。
因为，我国的人民币整体是偏向升值的，而其他很多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动太频繁（如土耳其和阿根廷的货币）。如果就是这样赤裸裸的兑换，那我们很可能会吃下汇率变动的亏——这不是货币互换的初衷。
其本质是“借”！到我国企业在需要日元时，可以通过这个协议向日本银行“借来日元”，到期后不仅需要偿还本金，还需要支付利息。同样的，如果日本企业需要人民币，也可以依据这个协议。
来我国央行“借人民币”——假设是借100亿元，到期后将这100亿元人民币偿还后，再支付相应的利息。总之，是借人民币，就要用人民币来偿还；借日元，就要用日元来偿还，还有利息哦。
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向银行借贷100万元买房，期限是20年。20年后，银行在收到我们借款的100万本金后，又获得了大量的利息——这恰恰是银行通过信贷赚取利润的方式，怎么会吃亏呢？
更加重要的是，协议只是一个框架，签署后不一定会立刻执行。要知道，我国央行储备的日元较为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企业需求，不用真的去向日本央行“借来日元”。与我国庞大的储备相比，日本向我国借人民币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货币互换协议，为何受到青睐？
在当今世界，美元是各国经贸中的“主导型货币”，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都往往以美元作为定价基准货币。对那些储备了大量美元的国家来说，这影响不是很大。
但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数百亿美元（甚至只有几十亿美元），如果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将储备有限的美元，用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多国都签署了规模不等的货币互换协议。
对我国来说，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不仅仅是从“便利双边贸易角度来考量的”，还有拓展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使用率，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观。本文由【南生】整理并撰写，无授权请勿转载、抄袭！
图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难道作为美国盟友的土耳其要彻底与美划清界限了？近期土耳其又干了件大事，拜登看了之后火冒三丈，只因为此事事关中国，并且对美国美元霸权形成了一次有力打击。
图为土耳其里拉
土耳其总统近期宣布中国和土耳其签署了一份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将其金额提高到了60亿，那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来说又有什么好处？简单来说，通过货币互换，中国和土耳其之间进行的国际贸易，可以避开美元发生的汇率变化，从而对双方的经济贸易提高稳定性，避免因为汇率的变化产生损失。
根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说法，土耳其方面近期已经和中国签订了一项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并且这份货币互换协议的金额达到了60亿美元，这对中国和土耳其来说都非常重要，对于土耳其方面来说，土耳其此前曾经为了稳住持续疲软的土耳其里拉而出手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这导致土耳其国内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规模下降。
图为里拉
而如今的土耳其一方面缺乏美元储备，另一方面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同时由于美国国内超发货币带来的影响，美元实际上也发生了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美元通货膨胀就已经超过了5%，而由于美国世界货币的特性，美元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会影响到全球国家使用美元进行结算时的购买力，进而危害到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因此土耳其和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从而在进行中土之间的国际贸易时可以直接绕开美元，不需要将里拉转换为美元之后进行交易，而中国随后将美元转化为人民币，这一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在与土耳其的贸易过程当中，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阶段，双方直接以货币进行贸易。
当然如果从汇率方面来看，那么和汇率变动极大的土耳其里拉相比中国的人民币可能会在汇率方面吃些亏，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一协议的签订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标志着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开始走进39个国家，而不夸张地说，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之下不少国家的货币都存在贬值的情况，中国的人民币却依旧坚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仅仅依靠汇率上的增减来考虑货币互换协议所带来的得失了，因为跟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实际上代表着中国的人民币正在一步步实现国际化，未来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就不再需要使用美元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受美国以美元为手段的经济制裁和危险，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图为美元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正是美国近来不断地试图和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进行谈判，使其放弃或者减缓去美元化步骤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去美元化对美国霸权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釜底抽薪，对中国来说自然是利大于弊。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中日重启货币互换》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中日重启货币互换、国际金融公司相关的财经新闻请继续关注本站，是给小编*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