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基金申请难度(基金分红是好事还是坏事)
青年基金申请难度(基金分红是好事还是坏事)
本文目录一览：
1、青年基金申请难度
2022年的国自然评审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中函审，大部分已经结束；按照以往的经验，6月-7月会评，8月公布结果。
马上开始会评，在等待的时刻，先大概说一说国自然会评(上会)的情况。
所谓上会，就是指基金委依据通讯评审的结果由评审系统汇总得出相应打分排名，这个阶段，就是常听到的几个A上会，有C可能会被淘汰等等。
项目根据通讯评审意见自动分级，根据每一个项目的专家评审意见，赋予A、B、C的评审结果对应的分值，也就是赋予“优先资助”、“资助”和“不资助”，最后按规则得分。面青地申请书的通讯评审3~5份，具体学部以及各学科并不一致。
一、如何确定上会？
通常一份面地青的本子会有3-5位函评专家，据大多数基友反映，大部分的青年基金的本子会有3位函评专家，地区基金和面上基金则是5位函评专家（医学口，大部分面上也是3位专家）。由于每年都有新的后浪加入，所以竞争的激烈程度一年胜似一年。如果有一个函评专家打了C的情况下，在计算上会分值的时候会明显明显拉低总分值，上会难度就大很多了。
首先，我们看看函评打分的情况，请注意下面的截图（面地青差不多）。
一份本子能否上会主要取决于综合评价和资助意见。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专家的函评意见不代表什么，所以通常会把3-5位函评专家的意见或者打分及资助意见汇总起来，才能决定一份本子是否上会。
那函评意见之外，有无特殊情况呢？
通常，诚信问题会一票否决；另外，有些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项目，比如青年和面上或者青年和地区同时申请，这时候学科处会给会评专家加注予以说明，有可能会同时资助，有可能会资助其中一个项目；还有就是同年申请杰青和面上或地区，或者优青和面上或地区，一般可能会评专家会收到学科处的加注。
二、上会比例多少？
上会比例有多少？
按照国自然的评审规则，在会评之前，基金委就会开会确定每个学科的资助名额。函评结束后，明确上会的名额，一般按照130%-160%的比例上会，上会后再淘汰打分较低的少部分项目。
以下是2021年国自然地球科学部环境地球化学学科（D07）面青地项目送审原则和拟上会情况，可见具体上会与否与该学部申请者的科学属性、平均分和资助意见等有关系。
2021年度环境地球科学学科项目评审与结题成果分析
2021年国自然共资助了约4.5万项，如果按照130%的比例上会，那么仅有约6万项进入2020年的会评中，剩下的超过21万项则在函评阶段被淘汰。
本子只有上会，才有可能最终获得资助。
本文转自”解说科研项目““天天老师说科研”“科教小站”
本文仅限转载，不代表本*观点
基金分红是基金管理人将赚到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既然是分红，那肯定首先得有收益才能分。如果没有收益甚至收益为负，自然没有钱拿来分红。然而，有些基金明明收益不好，却仍然要坚持分红，这又是为什么呢？
基金收益不好为什么还要分红？
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收益与分红的关系。很显然，基金只有先有收益，才能进行分红。所以，如果基金要分红，肯定是有收益的。但这个收益并不一定就是当下获得的收益，也可以是之前获得的收益。
因此，一只基金当下的收益不好，只要之前有收益并且还没被亏完，就仍然可以分红，只不过分红的比例可能会减小一些。
当然，在收益不好的情况下进行分红，对基金来说肯定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因为基金收益不好，基金的规模可能就会因为净值的下跌而减少，如果此时再进行分红，还会造成基金规模的进一步减少。而基金规模的减少，又会使得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减少。
既然如此，基金为什么还要在收益不好时分红呢？
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为了降低基金净值下跌的风险。基金的收益不好，并不一定就是基金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市场原因造成的。比如对一只股票基金来说，如果整个股市都在下跌，就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作为股票基金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没法从股市中抽身。
因此，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基金降低风险的方法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减仓，另一个就是分红。虽然减仓是一个不错的降低风险的办法，但减仓有限制，比如股票基金的股票仓位就不得低于80%。
不能靠减仓继续降低仓位时，就可以依靠分红来实现。因为分红会使得基金的规模减少，而规模减少后，即便是同样的仓位，实际持有的规模却减少了。比如一只规模为1亿元的基金，80%的仓位就是8000万，在拿出2000万分红后，80%的仓位就只有6400万了，持有股票的实际规模减少了，在股票下跌时的风险也相对较小了。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为了稳定住投资者。基金在收益不好的时候，投资者赎回基金的意愿就会增强，毕竟对于很多基金投资者来说，很难忍受自己买的基金不断亏钱。而分红虽然不能增加投资者的收益，但至少可以起到一定安抚人心的作用。
一方面，基金有钱分红，就说明基金赚了钱，进而可以告诉投资者自己是有能力赚到钱的，而且赚了钱后也会积极地分给大家，以坚定投资者持有基金的信念。
另一方面，基金分红，相当于让投资者的部分收益落袋为安，其实也就是降低的投资者的风险，从而可以缓解投资者因基金下跌而产生的恐慌情绪，减弱投资者赎回基金的欲望。
此外，基金分红多，也有利于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进来。虽然基金分红多未必就是好事，但对有些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喜欢买分红多的基金，如果不分红，别人还不愿意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按规定必须得分红。对于封闭式基金来说，只要有收益，每年必须至少进行一次分红。开放式基金如果在合同中有约定分红方式，也得按照约定进行分红，不能因为一时的收益不好就不分。
所以，在大家看来基金收益不好还要分红不能理解，可对基金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分红可能才是*的选择。
文 | 《中国科学报》
2021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21072项，经费628250万元，平均资助率达17.29%，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资助学科领域最广的项目类型之一。
今年适逢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设立35周年，《中国科学报》将围绕获得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科学家开展系列专访。
孙昌璞
1993年，孙昌璞（前）指导学生王晓光（现浙江大学教授）。受访者供图
1988年，孙昌璞刚刚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做讲师。在这里，他申请了人生中第一个*别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这个基金项目类型像他一样年轻，此时才刚刚走入第二个年头。
第一次申请基金，孙昌璞对经费的数额和使用方式没什么概念，只申请了5000元，觉得出差够用就行。还是当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唐林和岳忠厚两位老师觉得他题目不错，主动把经费增加到了8000元。项目快结束时，由于研究做得好，根据当时的规定，额外奖励他4000元经费用于基础研究。
今天的孙昌璞早已成长为我国*理论物理学家，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过去30多年间，他与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很早就开始担任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直到今天还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委员和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组长，并且2015年以来负责和主持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物理学科的“十三五”和“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制定。
雪中送炭，开疆拓宇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北师范大学，科研氛围还没有后来那么浓厚。
年轻的孙昌璞内心扑腾着一簇科研热情的火苗，却又仿佛行走在一个没有坐标系的空白空间里。我想做的方向有用吗？重要吗？我是做科研的那块料吗？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能给他确切的答案。
他花了很多时间，仔细阅读了领域内几乎所有文献，聚焦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去请教几位前辈，结果常常被泼一瓢凉水——“这个没什么意思”或者“人家都做得差不多了”。
在这样的孤独和滞塞中，申请青年基金的获批，仿佛一阵入室的清风，让这个年轻人的心突然活泛了起来。
“对我来说，申请到这个基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同行和前辈对我的认可。”孙昌璞说，“也正是这份认可，坚定了我不*个别权威、挑战保守观念、敢于原始创新的决心。”
孙昌璞青年基金项目的题目叫作《Berry相因子与诱导规范结构》。当时，这是一个比较超前的领域，他也是完全立足国内、最早开展相关工作的学者之一。没过多久，这个领域就在国内物理学界“火”了起来，“铺天盖地的人都在做”。
在青年基金的支持下，孙昌璞前前后后在国外主流期刊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其中早期一篇关于“人工规范场（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的文章刚发表时在学术界的反响并不强烈，随着十多年来冷原子实验的快速发展，这项工作开始在实验和理论上被不断引用。
孙昌璞打开自己的电脑，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这篇论文的被引趋势图。柱状图清晰显示，这篇发表于1990年的文章，在20年后的2010年才迎来了被引用的高峰，并持续至今。孙昌璞于200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科研成果，也源于这项工作及其后来的发展。
“回头再看，我刚刚开展青年基金项目的研究时，各方面还很青涩，但也有幸做出了几项留得下的工作。”孙昌璞说。
之后很多年里，孙昌璞先后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专项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直到今天负责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几乎所有阶段的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都拿了一遍。”他笑道，“但对我影响*的，还是这个‘雪中送炭’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在他起步最艰难的时期，身后这一点小小的推力帮助他快速奔跑起来。
一路相伴，鱼水交融
有趣的是，这笔青年基金并不仅仅影响了孙昌璞一个人。
在东北师范大学，孙昌璞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年轻的同事们更是备受鼓舞。一时间，东北师范大学的理论物理学科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孙昌璞和另外3名同龄人因为科研工作做得不错，被誉为“四小龙”。
孙昌璞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才六七十元，相比之下，青年基金前后发放的1万多元钱不啻于一笔巨款。与那些需要购置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的学科不同，理论物理学主要是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孙昌璞就用这些钱购买了大量书籍，并且安排了各种国内外访问活动。在一次又一次跨地域跨领域交流中，他的学术视野得到空前拓展。
青年基金为他打开的窗口，还不止于此。
“在那个年代，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拨款，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孙昌璞回忆道。那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年代，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多数是科学家出身，打起交道来有一份天然的亲切。
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最年轻的项目评审专家之一，孙昌璞参加基金评审时曾经和大数学家谷超豪先生住在一个房间；在多次会议上，年少不知世故的他就事不就人，和几位*的科学家就项目的学术看法进行争论。这些功成名就的先生们，都挺喜欢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争论完了，还拉着他一起喝酒去。
这种民主、自由、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是孙昌璞最珍贵的记忆之一。“相伴相长、鱼水交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朋友们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谈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孙昌璞的语调里饱含着情感。
在孙昌璞年轻的那个时代，青年基金几乎是他们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经费支持渠道。而今天，年轻人的选择似乎丰富得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科学基金与时俱进，不断作出调整和变化，但如何保持淳朴初心呢？
与时俱进，保持初心
“我想，既要与时俱进，也要保持初心。”孙昌璞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基础研究和人才成长的关键平台。”他说，“在这里，你可以自主选择科研的方向和题目、自由地挑战权威和科学难题。在宽松、开放的学术平台上，在一个个具体的科研实践中，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体会到了‘有一说一’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在他看来，无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改革，这些都是不应改变也不能改变的初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对的永恒问题是：随着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分享性产出是不是也增加了？基础研究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答好这张答卷，就要“恒中求变”，构建新时代的科学基金体系。
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围绕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和提升科学问题凝练水平两个重点，持续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作为长期坚持在一线开展科研工作的学者，孙昌璞对“科研范式变革”的理解是十分具象的。“我从事的理论物理研究，本来就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东西，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交叉性的特征。”作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他一直在探索面向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模式，“工程物理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交叉，往往一个研究就汇聚至少近百个学科方向。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工程技术创新研究的过程中，急需深刻的‘科研范式变革’”。
在孙昌璞看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永远是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科研范式，不应仅面向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当经费充裕的时候，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应当支持一部分需求导向、需要长期攻坚克难的长线基础研究。这是形势需要，也是国家使命。”他说。
在一次次会议上，孙昌璞最常讲起的案例就是强激光发展的故事。二战前后，雷达的大发展催生了从微波激射器到激光的革命性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物理学家热拉尔·穆鲁意识到雷达啁啾信号放大技术对强激光需求研究可能有用。他找到组里一名女博士生唐娜·斯特里克兰，花了一周时间就开发出用在激光方面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这一发明为人类创造出最短也最强的激光脉冲铺平了道路，这对师生由此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没有雷达的具体需求，谁又能想到去发明激光和发展强激光技术呢？”
因此，孙昌璞总是强调，一定不能低估由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创新。应当在“科研范式改革”中，充分体现对这类研究的支持。
“特别对青年基金来说，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人为国家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在强调自由探索和创新的同时，也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创造更多样化的可能性。”他说。
于璇等《关于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效益的探讨》，原文发表于《中国科学基金》
最近几年，随着申请人数的逐渐增多，“青基”申请难度也越来越大，青年学者戏称申请青年基金像“范进中举”。
2020年，一篇由基金委工作人员发表在《中国科学基金》上的文章《关于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效益的探讨》，更是反映了青基中标的不易：
① 2009-2018年，青年基金申请量年均增长13.1%；平均资助率23.4%，呈逐年下降趋势；
② 中标人员平均年龄32岁左右，男性平均年龄大于女性申请人；
③ 中级及以上职称申请人的获资助率远高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申请人；
④ 申请次数越多, 获资助率就越低。
申请量
文章统计了2009-2018年青年基金数据，样本量足够大，统计指标包括近年来该项目申请人的年龄、职称、申请次数等。
2009-2018年青年基金项目申请量共达到605028项，申请量逐年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1%，10年间共资助141708项，平均资助率为23.4%，而资助率逐年下降，2020年平均资助率已低于20%。
性别
2009-2010年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32岁左右，其中男性申请人的平均年龄大于女性申请人；2011年女性申请人的年龄被放宽至40岁后，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上升至32.7~32.8岁, 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上升1岁。
申请人中男性占比逐年降低，相反女性占比逐年上升并在2018年占比*超过男性达50.8%。
近10年每年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总体低于未获资助者，且从2011年始，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逐年下降。
职称
从职称来看，中级及以上职称申请人的获资助率远高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申请人，仅有少部分人为初级以下职称。
申请次数
文章还道出了一个扎心的现实：申请次数越多, 获资助率就越低。
根据申请人姓名、 出生日期、 依托单位等字段进行匹配，2009-2018年青年科研人员申请次数最少为1次, 最多申请10次。
从总体来看, 申请次数在５次及以下, 资助率大于20％ ; 而申请次数大于5次，资助率小于20％。
以2009年为第一年，申请人近10年间申请6次及以上的共有11224项，只申请1次的共有159195项，其中46.7%的申请人获得资助, 而申请次数越多, 获资助率就越低。
这就意味着随着申请次数增加, 无效申请（申请但未获得资助）可能会增多，并不是申请机会越多，获资助概率就比较高。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青年基金申请难度》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青年基金申请难度、基金分红是好事还是坏事相关的财经新闻请继续关注本站，是给小编*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