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基金会是什么部门

2022-07-19 4:46:18 基金 xialuotejs

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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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雏形最早起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西突厥人中的一支,当时打仗猛地一匹,在当时奥斯曼帝国时期,骑士是国王的奴隶,但是骑士又不同于一般的奴隶,他可以做官而且可以做的很大,有多大呢?可以做到国家二把手,但是手里的财产不能归自己所有,死后是要充公的。也就是不能留给你的子孙后代。

这咋办?我一生所得俸禄,除了自己花就是为了能留给后代,你这是要我充公。

当时就有一个方法,你不是要充公吗? 我就搞一个机构,声明这个机构要造福社会,要用于广大民生,这样也就相当于充公了,而且是在死前就把财产捐到这个机构,然后让儿子打理,儿子作为这个机构的管理人,是不是可以给自己发工资?这钱领的应该不应该?

这个方法很快被美国学去了,美国为啥要学呢?因为美国有遗产税,也就是儿子要继承老子的钱财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而且在美国,大家都知道,税务局非常牛,有“国营黑社会”之称,他们收税都是拿着冲锋前开着坦克,就问你敢不敢不交?

不是有个说法嘛:世界上最危险的事儿就是在中国贩毒,在美国偷税!看见在美国偷税收到的惩罚跟在中国贩毒差不多,都是零容忍。

这哪行!精明的美国精英阶层迅速就掌握了基金会的操作要领,把自己的财产放到基金会里,说是要去做慈善,虽然这钱从名义上来讲已经不是你的了,但是你有管理权,等你去世了,还可以让你儿子来管,你儿子不在了可以让你孙子来管,你是不是明白了点啥?

只要你管着这些钱你就有办法支配这些钱的花销,看似不是自己的但胜似自己的,因为基金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接收社会公众捐款。

基金会接收了公众捐款就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金钱哪里就有腐败。

尤其是像基金会这样的组织,经常会爆出很多丑闻。

基金会是举着慈善的大旗设立的,但是有的基金会用于慈善的金额却少得可怜,大部分都用于了行政开支,什么路子呢?

就是我要给你送礼直接送不大好,我可以聘请你,我聘请你到基金会来工作,来上班,就是那种卡都不用打的那种的,然后我给你发工资。这样这钱就出得有理有据。

很多明星和大人物靠着自己的影响力成立基金会,希望真的能造福一方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枉追随和信任你的粉丝。而不是让基金会成为自己的敛财工具。

国家加大监管力度

群众擦亮眼睛

基金会不消费人们的善良

如此,世间才会美好!




300147

百奥泰现代化抗体药物生产线一角。 (受访者供图/图)

从广州市中心向东北行驶约50公里,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知识城”)正在悄悄崛起。十年前才奠基的60平方公里土地,已经陆续落地百济神州、诺诚健华、瑞士龙沙等医药龙头企业。

这里的一条主干道名为创新大道——作为广州市黄埔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全部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国际生物岛。“两城一岛”,基本串起黄埔区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半个月前,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发布“生物医药产业政策10条”,并透露,目前该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30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325家、上市企业14家,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485.91亿元,同比增长14.8%;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近400亿元,同比增长25.5%。

生物医药产业被看作是*潜力、活力和增长最为迅猛的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对资本、人才、技术要求高,投入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产业。广州黄埔区千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究竟是如何催生的?

黄埔区副区长贺璐璐对南方周末

2021年4月14日,知识城开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徐晖对南方周末

留得住,做得大

香雪制药(300147.SZ)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黄埔企业,可以说是黄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亲历者。

“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一个乡镇企业,最后能做到高大上。”不到60岁、已是满头白发的香雪制药创始人王永辉对南方周末

香雪制药由广州萝岗制药厂改制而来,前身是1986年在萝岗镇成立的一家乡镇企业。

王永辉祖父是老中医,他自己曾任广州万宝集团洗衣机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后创业经商,在1997年收购了这家药厂。

今天,香雪抗病毒口服液,是很多中国家庭的常备药,在2019年年报中,这款产品收入高达2.9亿元人民币,止咳、消食的橘红系列产品,营收也近2.6亿元。

2012年,香雪制药引进李懿博士团队,成立了香雪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后成立独立法人子公司“香雪*医疗”),开始探索针对肿瘤应用高亲和性T细胞受体(TCR)药物开发和开展免疫细胞治疗(TCR-T)研究。

2019年3月,香雪*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抗癌药品“TAEST16001注射液”,获得中国首个TCR-T临床试验许可,目前正在进行Ⅰ期临床试验。半年前,他们又获得美国FDA药物临床试验许可。

王永辉对南方周末

贺璐璐也认为,只有在产、学、研、医、用、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齐备的情况下,生物医药产业才能真正蓬勃发展。为此,黄埔区围绕上下游企业聚集发展,着眼于生物制药、生物技术、生物医学三大核心领域,这些年陆续出台相应产业政策,大力引入和培育优质项目,打造完整产业生态。

在王永辉看来,香雪非常幸运,只用了8年多时间,就把*个高亲和性T细胞受体(TCR)药物的平台建立起来。

他说,“世界*企业来了黄埔,同时带来了很多世界*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也可以辐射我们国内一些企业,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出世界*的产品,挑战前沿技术、做到全球第一。”

2018年6月,香雪制药与GE合作,后者为香雪制药提供其细胞治疗企业整体解决方案中的灵活生产平台(Flex Factory^TM)技术,进行区域细胞治疗产业化制备平台建设,这也是GE灵活生产平台全球*应用在TCR-T相关免疫细胞治疗药物领域。

生物医药新中心

GE旗下生物制药业务单元,有着“乐高式”生物制药模块化工厂(KUBio^TM)、生物制药灵活生产平台,可为药企提供符合国际GMP标准的设备,并大大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厂房建设成本,帮助生物制药企业加速药品商业化进程。

2017年3月落户知识城的百济神州(06160.HK)生物制药项目,其第一工厂就使用了KUBio模块。

百济神州是一家成立于2010年的生物制药公司,由美籍华人王晓东、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欧雷强(John Oyler)联合创办,主要从事用于癌症治疗的创新分子靶向及免疫肿瘤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1年4月8日,百济神州宣布其广州生物药生产基地商业化生产正式获批,8000升产能,将用于生产百泽安。在此之前,它们主要靠勃林格殷格翰代工。

韩裔美国人高伟(Michael Garvey)2018年加入百济神州,担任*副总裁、全球技术运营负责人,此前他是韩国三星生物制药公司的创始执行委员和副总裁,更早前,他在基因泰克(Genentech)开始其生物制药事业。

“亚洲将是未来新的生物制药中心,而不是欧美。”高伟对南方周末

“王晓东可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欧雷强则是很厉害的生意人,但看上去很随和。和这两个人一起工作,把我们的药品给到14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他说,广东有太多好的地方,这里已经有了生物制药产业的聚集,政府也很支持产业的发展。

在高伟看来,百济神州很幸运。2017年公司决定在广州建厂,2020年就能够获准投产,只花了短短三年,这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放在美国,可能需要7-8年。

在黄埔区政府的官网上,黄埔融媒在新闻稿中也提到,“省、市、区领导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专班协调推进,推动国家药监局将审批完成时间提前了1年9个月,体现了政府的高效服务。”

同类第一 同类*

在黄埔,百济神州不仅得到政府的支持,还有来自友商的合作。

2020年8月,同在黄埔区的百奥泰-U(688177.SH),就*在研安维汀(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签订协议,授权百济神州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对其进行开发、生产及商业化。

百奥泰是一家以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研发为核心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2003年由耶鲁大学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系博士后李胜峰创办,他从1995年起一直在生物医药领域从业、创业。

李胜峰看起来更像是一名学者,轻声细语,说着说着便拿起了笔,在打印纸的背面开始边写边画。他的办公桌左侧桌面上依次叠放着一长条的打印文件,桌前白板上不同颜色的板书也是整整齐齐。

百奥泰在广州开发区有一个产业化基地——抗体产业园,并计划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建设自己的研发与商业总部大楼,但目前没有独立的办公楼,李胜峰的办公室,是设在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里。

最初,他们是在七喜工厂里建了一个300平米的实验室。目前他们的研发实验室分布在科学城3处:七喜大厦、莱迪产业园和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

“生物医药研发很漫长,需要耐心,当然,这个时间对我们这一行来说,也很正常。”李胜峰对南方周末

在此之前,2019年11月中国NMPA批准了百奥泰的第*产品“格乐立”上市,2020年1月启动商业化销售。

格乐立的原研药,叫做修美乐,外号全球“药王”,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畅销药物榜首,近年全球年销售额都在200亿美元左右。修美乐价格昂贵,格乐立报产之后,修美乐在中国的价格从20万(一年的费用)降到了8万,格乐立获批之后,修美乐价格从8万降到了3万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加安全、有效、可负担的药物,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李胜峰说,格乐立现在年费不到3万,并已进入全国医保。

百奥泰的生物类似药,也开启了海外授权模式。2021年4月8日,百奥泰与Biogen(BIIB.NASDAQ)签署了关于开发、生产和商业化BAT1806的授权协议。BAT1806是*靶向白介素-6受体(IL-6R)的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是百奥泰参照雅美罗(托珠单抗)开发的生物类似药,目前处于全球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招股书显示,2016-2018年,百奥泰获得来自政府的研发、人才等的奖励补助,分别为541万元、873万元、1481万元。

在创新药的漫长研发过程中,选择相对快速商业化的生物类似药来滚动发展,未尝不是一种务实的发展路径。不过,它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2021年2月9日,百奥泰公告,BAT8001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III期临床数据显示,其未达到预设的优效目标,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以合理配置公司研发资源,聚焦研发管线中的优势项目。

“我们既要做创新药研发,做同类第一(first in class),也讲同类*(best in class)。”李胜峰对南方周末

创新药及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研发周期长且成本高昂,资金是一道绕不过的门槛。

2020年2月,百奥泰在科创板上市,这也是科创板第一家无收入无盈利、纯以医药技术成功上市的创新药企业,轰动一时。

科创板上市,为百奥泰募集到了18.76亿人民币资金,不过相对于20个在研产品、一个位于广州开发区的4万平米抗体产业园和一座位于生物岛的待建研发及销售中心,仍显得捉襟见肘。

2021年3月23日,百奥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

尽管困难,李胜峰相信,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有机会做大做强。他向南方周末

这在美国已经有先例——创办于1980年的美国安进(Amgen)、1987年的吉利德(Gilead),都是靠创新药,后来居上。

市场资源配置+政府意志

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时势成就了企业。

距离百济神州工厂不到三公里的凯普生物(300639.SZ),2019年的医学检验服务收入不过8366万元(占比11.47%),2020年一下增长到5.522亿元(占比40.77%),同比增长560.00%。

凯普生物是一家核酸分子诊断产品提供商。2003年注册成立于广东潮州,过去它的主打产品是HPV检测试剂,应用于宫颈癌临床检测与筛查。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凯普生物快速启动“核酸检测产品+医学检验服务”一体化经营,5年前为两癌筛查而准备的检验服务,派上了用场。

不到一年,凯普生物在中国已建及在建第三方医学实验室近30家,其中19家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2021年3月发生在云南瑞丽的新冠病例,就是由他们的实验室检出。

凯普生物副总经理谢龙旭对南方周末

包括已上市的14家企业在内,目前黄埔生物医药企业的体量其实都并不算特别大,但很多中小企业都是细分领域的龙头。在贺璐璐看来,近年黄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快,主要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释放。在此基础上,黄埔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健康,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凯普生物在2015年落地广州黄埔。搬来广州后,谢龙旭发现,供应商主动找上门来的多了,无论是技术服务平台还是原材料、核心供应商,信息量比之前大很多。此外,最重要的是人才招募更容易了。

以前,潮州很难留住人,哪怕同等职位潮州开出的工资比广州高,很多人还是宁可在广州,特别是那些海归博士。目前,凯普生物在潮州的员工约500人,广州约400人,其余700人分布于各地实验室。

2021年4月15日上午,谢龙旭在办公室接待了来自武汉光谷的招商团队。2021年春节以后,他已经接待了十多个*开发区的招商团队,希望凯普生物能在实验室之外,继续在当地投资建设研发中心。

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一批17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2020年疫情之后,各地政府以产业链招商模式打造生物产业集群的热情更加高涨。

火石创造创始人金霞此前接受南方周末

火石创造成立于2015年8月,是一家聚焦生命健康产业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为政府、园区提供数据驱动产业发展整体解决方案。

她说,“我们应该鼓励大家的创业热情,但最后能从市场竞争中跑出来的产业集群,一定不完全是政府意志主导,而是政府意志加上市场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形成的。”

把新种子引进来

不断有地方政府想把凯普生物招商引资过去,但在广州国际生物岛的耿建跃这些年却一直琢磨着如何把以色列的创业团队拉到广州来。

耿建跃是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以基金”)的董事总经理。

他的经历很丰富,1982年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中国外交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又赴美国沃顿商学院求学、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十多年,2009年回国。

耿建跃就职于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期间,对生物医药产业产生兴趣,并找到了以色列前工贸部次长、首席科学家苏格·基莱特曼(Shuki Gleitman)牵头的基金管理团队,有意与中国合作,在以色列投资合适的项目。

他向南方周末

当时广州市政府相关领导给他的反馈是,“项目非常好,但是很困难,我们一起努力吧”。

2015年底,规模为6.06亿元人民币的中以基金正式成立,出资方包括广州产业投资基金、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广州恒运企业集团、广州国际生物岛等四家公司,基金管理人为广州以琳生物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耿建跃看来,以色列创业公司多,但大部分是小公司、很多创新都是碎片化,创业者们的不安全感强,与美国创投资本往来较多,只要有好的项目,钱很快就来了,很难有漏网之鱼。

中以基金投资的前提是,项目一定要在广州落地,以色列公司把所有技术授权给广州公司,然后再投资。

2016年开始,陆续有8个项目落地广州。

相比其他地方的中以产业园区,耿建跃对南方周末

中以基金希望借鉴以色列孵化器的经验,与广州国际生物岛合作孵化器,同时引入中国和国外的团队。

“我们的投资手笔很小,但是很有用。”他说,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改良土壤、把新的种子引进来,让它在这里生长,长出更好的庄稼,再结出自己的种子来。

2021年4月15日下午,他要和德国的一个生物医药团队做业务探讨。通常,每一个孵化项目团队,他至少要和创始团队面对面沟通两到三次。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已形成“两城一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图为航拍广州国际生物岛。 (李剑锋/图)

3000元机票75亿市值

洁特生物(688026.SH)创始人、董事长袁建华,也在筹谋孵化器。在他们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公司总部,正在新建两栋总计10万平方米的大楼,他希望也能在这里孵化并投资一些项目。

今年69岁的袁建华清楚记得,自己是在1998年12月参加第一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然后回国创业。

他原本在中国内地一家寄生虫病研究所工作,1992年赴美国访学,当时美国回来机票大约是3000元人民币,而内地工资大约200元/月。

这张免费的机票,以及交流、参观过程中所见所感,让他决定到广州创业。

1999年,他在黄埔区创办了一家免疫诊断制品公司,后来因为投资人之间的分歧而以失败告终;无心插柳的是,为生物实验室提供成套耗材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的洁特生物成功了,2020年1月登陆科创板。

袁建华调侃说,没想到当年3000元的机票,换来75亿市值,所以做事一定要有长远眼光。

2020年,除了上市,让袁建华很受触动的一件事,是在黄埔区政府组织的一场企业座谈会上,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他说,公司2019年采购了洁特生物200万的产品,2020年预计会增加到500万元。

这让袁建华吓了一跳,因为当年洁特生物在境内的营收大约1亿多元,他寻思着,周围如果能再找到20家这样的客户,不就又有另外1个亿了吗?

黄埔区政府同样意识到,企业之间的互动很重要。2021年3月,黄埔区科技局成立了企业家服务中心,为企业家提供成长交流、资源对接、智库服务、人才服务等,对不同阶段的企业予以相应的支持,增强企业之间的互动交流、经验分享,以及合作、并购等。

黄埔区科技局局长陈伟权对南方周末

从创新载体看,黄埔在产业规划、空间规划上提前布局,生物岛1.83平方公里主要做生物医药的研发,科学城做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而知识城则侧重生产制造,环环相扣。

陈伟权感叹,园区布局一旦确定,虽然政府领导不断换届,每一届都会有更好的企业出现,但从来没有人说生物医药产业不做了,还算比较耐得住寂寞。

在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方面,从2018年的《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细则》、2020年《促进高端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办法》到2021年3月30日《广州知识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把生物医药的创新链各个环节全部都照顾到了。

黄埔区“生物医药十条”,对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项目建设,*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给予扶持,单个项目*5亿元。对比其他地区,陈伟权说,“我们的扶持力度是*的。”

落地的企业,也不断为这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生态建设添砖加瓦,不断有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涌现,不断优化黄埔的生物医药产业土壤,让更多后来的中小企业受益。

2018年6月,金域医学(603882.SH)牵头建设的华南生物材料出入境平台正式挂牌营业,联合海关入驻办公,专门搭建了一间P2实验室,生物材料出入境可一站式专业通关,最快通关仅需2-3个小时,可以为企业节约通关成本近30%。

华南生物材料出入境公共服务平台、金域医学冷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刘为敏向南方周末

2020年底,广州生物制造工艺研究培训学院在生物岛正式开张,将为企业、高校提供符合GMP标准的人才培训服务,为生物医药企业输送专业人才。

培训学院负责人曾玮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对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




百色市教育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广西百色江州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江州公司”)与村民小组合作开发森林·中心城商业广场项目的过程中,向社会融资3.7亿元,结果无力支付高息回报。事发后,江州公司出具的一份说明中,向百色市教育基金会借款1850万元的信息引起社会关注。教育基金会能否将善款借给企业?如果善款收不回,谁该对此负责?南国早报客户端

▲百色市森林·中心城商业广场项目由江州公司与当地村民小组合作开发。

疑问:一笔借款来自教育基金会

近日,江州公司向社会融资一事引发投资者维权。当地政府部门介入后,江州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森林·中心城项目建设目前状况的说明》,称该项目本身造价2.5亿元。目前,该项目主要债务有三部分:一是社会融资债务1.4亿元,二是向百色市教育基金会借款1850万元未偿还,三是几百万元工程款未结清。

▲广西百色江州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宣传栏。

当地一投资者称,该公司向社会融资3.7亿元,工程造价才2.5亿元,“这意味着,江州公司向社会融资的数额远远超过项目本身的造价”。还有投资者对那笔1850万元借款产生了疑问。

据介绍,百色市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以支持百色教育、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改善当地办学条件为宗旨。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二是政府或社会组织资助;三是基金会原始基金投资增值收益。

调查:财务年报显示是“投资理财”

南国早报客户端

11月15日,南国早报客户端

百色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从年审账目来看,截至2018年底,百色市教育基金会为江州公司提供了2100万元借款。至于财务年报与江州公司提及的欠款额度不符的问题,该负责人推测,可能是江州公司已经偿还了一部分借款。

▲广西百色江州投资有限公司被列为失信人。

教育基金为何会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百色市教育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称,这笔借款是上一届理事会借出的,如今已是第二届理事会。针对读者关心的其他问题,南国早报客户端

▲江州公司曾因社会融资被部门处罚过。

这些投资是否符合规定?百色市教育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百色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该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其财务也是独立的,财务年审等均不归教育局管理。两者只是在业务方面有关联,比如*老师评选、贫困学生报送等,但具体的奖励资金和助学款项都是由基金会直接拨付给受助人,该局从未涉及基金会的资金管理。

部门:借款给企业涉嫌违规

采访中,有市民提出疑问,教育基金比较特殊,它是各界人士的爱心汇聚,能否作为借款提供给企业?对此,自治区民政厅慈善处相关负责人告诉南国早报客户端

该负责人称,根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在慈善组织不得进行的投资活动中,就包含“以投资名义向个人、企业提供借款”。因此,百色市教育基金会的借款行为显然不符合相关法规。该负责人建议,如果募捐者对资金去向有异议,可向基金会的登记机构或业务主管部门反馈。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期待善款有“善终”。

【相关法规】慈善组织不能做这些投资活动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慈善组织不得进行下列投资活动:

1.直接买卖股票;

2.直接购买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

3.投资人身保险产品;

4.以投资名义向个人、企业提供借款;

5.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

6.可能使本组织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7.违背本组织宗旨、可能损害信誉的投资;

8.非法集资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如果慈善组织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另外,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的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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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百色一公司“借”市民3.7亿,项目建成却没钱还,当地政府已介入

“拿我们的钱,建起了商业体,如今商场营业了,承诺的返利却没影了”。数千名百色市民卷入了一场“投资”怪圈。百色市森林中心城是广西百色江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州”)与村民小组共同合作开发的商业广场项目,开发商因为前期资金不足,通过商铺出租返利的方式向社会融资3.7亿元,如今却无法兑现承诺。11月12日,政府部门回应称,目前右江区已经介入协调,帮江州寻找合作伙伴或接盘企业。

几千人参与投资建成商业广场

今年7月份,百色市民黄先生与江州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黄先生租下了一间面积为7平方米的商铺,租赁期限为9年,并一次性支付了9年的租金54592元,交付了履约保证金5000元。合同显示,合约期间,江州每月向黄先生固定返租该铺面金额1680元,江州有该铺面的租赁权和经营权,黄先生不能以任何理由干涉该铺面的租赁权和经营权。

在签合同时,黄先生看到商场已经开始运营,“以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投资,谁知道刚刚拿了一个月的收益,就没有下文了”。他经打听才知道,已有数千名投资者组建了维权群,现在想拿回本金都难。

有投资者质疑江州公司通过转移资产、耍赖等方式拖欠收益。在与江州公司商讨无果的情况下,投资者开始上访。

江州坦承向社会融资3.7亿元

在投资者维权群里,流传着一份江州公司出的《关于森林中心城项目建设目前状况的说明》。

说明中称,因江州公司资金有限,只能以商铺未来租金作为收入保障向社会进行融资,截止2017年开业,已融资2亿元,每月承担商息回报500万元。

项目还曾推出租金优惠,如缴纳一年租金赠送半年至一年不等,缴纳两年租金赠送两年租金,导致在2022年之前无法支付社会融资的高息回报。于是,江州继续收取社会融资来偿还之前的回报,造成了更大的雪球效应。截止2019年10月24日,累计社会融资3.7亿元,每月承担的高息负债850万元。

除上述债务,南国早报客户端

情况属实,当地政府已介入

11月8日,南国早报客户端

经南国早报客户端

本文由南国早报分享出品,




基金会是什么部门

一方面,我们试图拉近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促进二者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基金会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风雨实践,也可以成为在新征程上走得既好又快的养分与基石。在充分兼顾历史文化、国情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思考中国基金会的本质、演变以及行业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基金会高质量、重内涵发展的历史使命。

Q1

基金会是什么?

对于基金会,我的基本理解是,它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创新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根本没有基金会,也没有什么公益,我们硬生生地创造出这种形式来做公益。“基金会”这几个字或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我经常在课上讲,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认真研究一下,Foundation翻译成中文,为什么是基金会?通常可以是基金,或者是财团,但不是基金会。

1980年代成立的基金会,可以说都是有中国特色的非典型意义上的基金会,或者说是以基金会之名募集社会资源的,类似于慈善会的形式。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也是我们的发明,美国没有这个概念,翻成英文也不好翻译。我们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开始其实叫民办事业单位,后来讨论到一定层面才决定改。《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的时候,最早使用的是私人基金会,后来发现不能那么用,就改成了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本身的含义也是混合的,其中既有专心做资助型工作的典型基金会,也有更高比例的运作型慈善组织。我们的法律并没有在资助型基金会与一般慈善组织之间划分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从这一意义上看,“基金会”这类组织的数量,其实是某种“混合形式”的组织的数量。

基金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资助,一部分是运作。 在运作过程中,它的角色很有意思,跟别的慈善组织很相似。基金会的资金有固定来源,因此很可能就是一个精英型的公益组织。资助型的基金会,它拿着钱给别人,可以选择我给谁、给哪个点上,这个时候它在整个公益领域就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知识卡

德国基金会——宽泛概念下的多元实践

与中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基金会”的明确定义不同,在德国,基金会这一概念有着宽泛的使用场景,根据德国基金会协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en e.V. )出版、汉斯∙佛莱士教授(Prof. Dr. Hans Fleisch)编写的《德国基金会纵览——事实与数字》,在德国,基金会(Stiftung)作为概念在法律上并无明确定义,在这个概念下存在不同法律形式的各种组织,但其特征具有共同性,概括而言:有捐建人制定的基金宗旨、独立财产以及独立的组织。

在德国,基金会通常具备如下特征:

一个基金会意味着一笔持久用于特定,通常是服务于公益的目的的财产。基金会行为的*准则为其章程,其中规定基金会服务于何种目的,其内部组织如何。通常,一个基金会的财产保持稳定,保有财产保障基金会得以持久实现其宗旨。基金会大多通过其财产获益来实现其宗旨。此外可辅以其他融资方式,第三方资产或募捐。

而根据欧洲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基金会”需要满足以下功能条件:

单独组建的独立非营利性团体;拥有可靠收入来源且这些收入通常来自但不仅限于捐款;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将其资源用于实现公益目的;具有永续性。

德国民法典第80条对“基金会”做出监管,陈述了基金会成立的三个必要条件:

章程中所述目的的规范;为实现该目的而拥有的一定数额的资产;交易法定代表人。

按照德国民法产生的具有法律能力的基金会是基金会的雏形,其他形式还包括了出于公共目的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无法律人格的信托。此外,按照法律范围归属,可以区分出私法基金会、公法基金会与教会基金会,教会基金会可具有私法性质,也可具有公法性质。其他也可以根据捐建人、宗旨或是宗旨实现方式等来划分基金会。

“基金会”概念在中德两国,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想要真正理解德国的“基金会”,需要梳理逻辑、枚举案例,进行具体的互证但又不是简单比附。不能简单用中国“基金会”的概念去对嵌套德国“基金会(Stiftung)”的概念,反之亦然。

“Foundation”自英语中来,但在美国大行其道,英国人主要是用“Charity(慈善)”、“Trust(信托)”居多。Foundation的本意是一笔具有目的的资本金(和收益),有独立的组织管理和运营。欧洲基金会中心(EFC)前主席Gerry Salole认为,“Foundation”在欧洲有被滥用的嫌疑,政党基金会、委托性基金会、智库、协会等机构其实并不具备“Foundation”原初的意义,如果不加分辨地使用,会掉到(理解的)陷阱里面去。

基金会的概念理解,不能脱离实际运作的社会土壤,中国的基金会是否具备“Foundation”的本意,正如德国的Stiftung是否具有“Foundation”的本意一样困扰着大家。

Q2

如何理解基金会的“金融属性”?

非公募基金会不仅是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基金会。现代基金会的核心是留本用息。接受捐赠是基金会的机制之一,钱花出去、能花在什么地方,是要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去做的。这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增值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基金会就一直花的是本金。这是我们基金会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在这里做了很多文章。有的非公募基金会我很看好,是因为它们有这个机制,它把中间的增值机制做起来了。我觉得,基金会绝不仅仅是做公益的机制,现代基金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它存在很重要的三个机制,而中间这个增值机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金会之于公益行业,可以比作经济领域中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虽然它的数量不是很多,但应该起到支柱性的作用,它是一个动力源,应该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流。基金会处于公益生态链中的上游,它像一个“资源中心”,承担着“筹钱、增值、散财”的功能。在未来,基金会应该是一个为有愿景的组织提供可持续的实现公益目标机制的机构,是进一步跨域创新、跨部门的资源流通平台的一环。

相关法规对具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比例要求是不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对不具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年度支出比例要求是不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8%,我们很少看到真正的“留本用息”。对基金会的金融属性,我个人理解是两个方面:第一是自然属性,首先体现在资产性,为捐赠人做保值增值;第二是社会属性,通过慈善基金的聚集和分配,助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Q3

基金会在中国是怎样发展与演变的?

实际上民国时期就有了基金会,例如熊希龄在1932年创办有“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基金本金有白银6.2万两,大洋27.527714万元。以基金本金存储银行的息金办理分布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的12项慈幼事业。此外还有1938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其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基金会数量不多。

新中国建立后,基金会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基金会得到恢复。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1982年5月,宋庆龄基金会成立。1988年国务院制定《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宗旨进行了明确规定。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建立。2004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家民办的非公募慈善机构是2004年7月7日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在温州成立的叶康松慈善基金会。首个*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是2005年6月14日由香江集团捐资成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此后非公募基金会便呈迅速增长之势。从2007年436家增加至2017年4629家,十年间增加9倍有余。另从2011年底开始,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便一直超过公募基金会,成为慈善组织的中坚力量。

公益事业,特别是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产物。1981年十多家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出访了美国、日本后,非常有感触,所以派大量人员去国外考察。像朱传一先生就是最早出去的,回来后提交了报告。他们观察到美国社会中基金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存在,数量很多,发挥作用很大,但中国还没有。由此,1981年才有了第一家基金会。基金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引进后,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快,为了规范管理,1988年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李鹏总理签发的,当时把基金会列入金融系统,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基金会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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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已有8172家基金会,是十年前(2010年有2250家)的近4倍。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基金会数量增速有所放缓。近十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25%,是公募基金会数量增速(7%)的近4倍。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大多集中在传统的教育、救灾、济贫、扶弱助残等方面,近几年社区发展和公益事业发展领域发展较快。

Q4

如何理解中国基金会的本质?

中国最早出现的基金会是为了筹款而产生的机构,大多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是为了弥补政府公共财政资源不足而出现的、面向社会筹款的组织,用于满足政府的某种事业功能。所以中国的基金会不是为了给钱,而是为了筹款而产生的。这点与国外很不同。筹款在国外是自由开放的行为,做公益的组织都可以去筹款,不会为了获得筹款资质而成立组织。这些基于筹款目的成立的基金会,在筹到钱后,会自然认为我好不容易筹的钱,肯定不能给出去,而是自己去花钱,这形成了一种文化惯性。

基金会既不属于国家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它是属于社会系统,市民社会系统。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两个百年的进程中,基金会有其重要的角色和广阔的前景。基金会的事业是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事业。基金会不同于企业组织,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组织。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治不适合于基金会的发展和管理,它需要制度创新。

基金会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社会中一种*的组织类型,它给了我们一个对社会发展更加乐观的理由。基金会最核心的本质里同时包含了三种成分:公民社会组织、共享价值、专业性。

说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因为它在组织内实行理事会制度和扁平化的组织运作,进行民主治理和民主决策,在外部则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共享价值则体现在基金会关注人与人之间共同需要的那些成分,如爱、平等、接纳等,即使彼此的*信仰不同,仍然能相安无事、平等合作、同舟共济。专业性则促使基金会进入到了社会治理的轨道,体现出了基金会必须遵循科学性的一面。基金会的本质特点不是善,钱是别人捐来的,钱从左手拿进来,再从右手递出去不是本事,重要的是要把这笔钱转化为更有效率和质量的服务。

Q5

如何理解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和“企业家基金会”?

在中国,基金会的捐赠主体往往企业更多,个人捐赠占比非常少。美国的个人捐赠占到整个国家GDP的2%,但在中国只有0.1%。近来我国大量基金会设立,即使是非公募基金会仍然以企业基金会居多,个人基金会非常少。虽然跟法律有关,但背后首先是观念上的区别。中国现在的基金会大部分捐赠主体是企业,包括很多秘书长可能都是企业CSR部门的员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国内企业基金会被看成是企业经营观中的一环,这和典型的国外基金会是个人财富观衍生出来是不同的。

企业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应该说大多数企业是为了更好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特别是其中的慈善公益这个方面的责任。换句话说,企业慈善公益基金会首先要“担当”起发起人企业的慈善公益事业。企业如何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一个“多”、一个“高”——多维履责,高格行善。完整地说,立体多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高格向上从事企业慈善公益。企业基金会的这份“担当”,就是服务于基金会出资方即企业的慈善情怀、公益追求。

作为管理社会公共财产的社会组织,企业基金会与企业划定清晰的区隔边界,正是为基金会提供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法宝。这将有助于确保基金会使命达成,保证基金会运行合法合规,保持公众对公益慈善的公信力。这也得到了更多敏锐而有远见的企业与企业家的鼓励支持。

企业基金会,*能够和企业有共享的愿景、使命、价值观甚至战略目标。企业基金会和企业的不同只在于,在某些领域,面向某些人群,适合用商业的方式,在另外某些领域,面向另外一些人群,则适合用公益的方式。正是由于具备“真公益”和“间接回报”的双重特性,企业基金会才能获得企业长期持续稳定的资金。有些企业甚至将这种投入机制化、契约化,比如约定营业额的千分之二,税前利润的百分之二,或者固定每年数千万的资金投入。

企业家个人的基金会,如果想做得长久,就需要和企业家个人的生命有紧密的连接。只有这样,企业家做捐赠才不是一味的付出,也有个人的成长收获。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企业家克服公益过程中的困难和失望情绪,而困难、挫折、彷徨、失望是任何一项事业都无法避免的组成部分。企业家基金会做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寻找这个连接点,将基金会发起人的个人生命与社会公共问题连接起来。这个连接找得越准,战略的根基就越稳固,战略的定力就越强。

Q6

基金会的自律和公信力建设,为什么重要?

一直到本世纪初,由于行业才开始发展,从业人员并不多,很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当时主要围绕行业自律和透明度建设。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慈善财产属于社会,基金会只是受托人,需要透明和自律,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和资源的支持。另外一个原因是基金会属于新生事物,要让政府和社会放心,一定要做好自律和自身行业建设。自律和透明作为行业的生命线非常重要,正因为这样,但凡北京召开行业自律和透明度建设方面的会议,尽管爱德地处南京,我基本上都会抽出时间到北京参加会议。

总体而言,虽然行业自律叫口号叫得多,也起草了一些标准,但整个行业的自律机制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形成。行业遇到一些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解决机制,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公信力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尽管我们的透明度跟以前比会有明显的提升,但整个基金会行业在社会、在政府中的这种公信力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下一个四十年,中国基金会要又好又快发展,前提是走得稳。如果走得不稳,将难以持续快速发展。首先,基金会的自律亟待从理念到行动。尽管基金会行业从1990年代就一直在倡导和推动行业自律,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口号多、理念多,实际的自律行为并不普遍,对行业出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规范的举措还不多。其次,他律是自律的前提。基金会行业的规范发展,离不开他律。这既需要政府加大监管,也需要发挥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最后,未来也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基金会的自律行为和公信力提升。

90年代初,当时可以用有企业没有市场来形容。当有企业没有市场的时候,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汗水,批判资本主义有足够的事实证据。但市场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市场让企业成为企业。同理,基金会数量多没用,需要有一个机制、或者一个体系来均衡基金会的发展。这个体系可以由基金会、捐赠人、服务对象和公众共同构成,是社会化运作体系。

最典型的机制即为社会选择,就是捐赠人选择。捐赠人把钱捐给谁?这就产生一个优胜劣汰,最后的选择也将决定基金会的成败。这样一种机制的出现,基金会的能力提升了,社会公众就更有信心捐款,政府就更可以放心把原来监管转化成放权。现在好多问题不要通过监管来解决,要通过放权培养体系来解决。在这个体系下,基金会就会正常运作。捐赠人,志愿者,竞争对象,服务对象,都将促使基金会提升专业能力和公信力。

慈善部门,尤其是基金会,应该联合起来,自觉地、自动地塑造慈善资金的配置机制,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负责任的,连接公民、企业、慈善组织、受益者的资金配置平台。我们应该主动地塑造这个机制,让互联网公募平台成为服务于慈善事业的工具,而不是把慈善事业当工具、满足企业经营者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Q7

如何理解基金会的“专业性”?

分辨的指标是公益组织提供服务的专业程度和专业能力。专业能力越高,公益组织所在的层级也就越高。有一些公益组织需要经过一个层级由低到高的“升级”过程,而另一些组织则不需要。

在第一层级中,公益组织主要通过直接捐赠物资来发挥一个辅助作用。

在第二层级中,公益组织会关注到项目实施(包括项目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和项目服务设计,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在下一层级中,公益组织会着力于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吸引人才,以便其为特定的人群,例如残障人士、老年人或者儿童,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我们的团队把公益组织在第三层级中的这一类服务称为“社会服务”。

第四和第五层级要求公益组织拥有更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把第四层级的组织发挥的角色总结为:专注于整个领域或行业的运作。它们的项目或者言论会影响到行业前进的方向以及业内人士的行为。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注意到,位于第四层级的社会组织多为商会而并非公益组织。

对于第五层级来说,公益组织需要更前进一步,探寻超越这个行业的方法来解决更深刻的社会问题。位于第五层级的组织包括智库和政策倡导机构。它们所做的事情将会为社会发展和政策改变创造动力。

Q8

基金会要产生真正的作用和影响力,除了“钱”还能怎么做?

首先,就是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不是虚的,不是挂在嘴上的,不是贴在墙上的,是真正可以指导行为、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东西,需要落实到战略。

其次,是战略,这不是简单指做什么项目或不做什么项目,最重要的是一些理念、思想、理论、方法论,它们能够有效地支持价值观。

第三,还要有一套有效的行动工具箱。工具箱中包括资金,但是绝不仅是资金。

第四,要有外部的合作网络,因为钱只是基金会做成事情的一种资源,要让钱发挥作用,除了基金会自身之外,还要储备各式各样的合作者,尤其是与一些*的合作者形成的高效率的合作关系,基金会必须有能力来维护这样的网络。

第五,组织文化。

第六,团队。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基金会有好的组织文化,就有一套强有力的无形资产,任何人进入组织后,就等于进入一个熔炉,他会被组织所塑造;而不是换一个人后,组织就面目全非、南辕北撤,那是最可怕的。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必须有自己的强势文化。

具备了以上这六点,基金会才会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才会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没有什么“基金会应该在公益行业中承担什么角色”,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老是预期它是什么角色,要求别人对自己怎么样。因为人家捐款,就要求更多的东西,那是不对的。你应该说,我们能看到或者预期它起到什么作用,而不是应该。它应该遵纪守法,就这么一条。

Q9

什么是“基金会行业”?如何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行业?

什么是行业?什么是基金会行业?行业通常是指从事国民经济中同性质的生产、服务或其他经济社会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的组织结构体系。我们判断行业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业有没有共同的行业属性和共同特征;第二,行业有没有集体意识和共同利益,并能够组织化表达行业的利益诉求;第三,行业是不是结构化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不同的分工与合作,有捐赠方、资源的使用方,也有受益方等等,是有支持性的组织,也有一线的组织;第四,行业有没有标准与规范,有没有形成自律机制和公信力;第五,行业发挥的社会经济功能是否明显。只有符合这五个标准,我们才能说这个行业是健康发展的。

1980年代,中国基金会行业还处于婴儿期,当时行业的自我认知、自我定位不清晰,尚缺乏行业的集体意识,更谈不上行业的集体行动。只是开始有了一个行业的雏形,谈不上行业的健康发展。1998年,以“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信息网”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基金会行业出现了第一家支持性的机构,行业由此出现了分工,真正开始形成了行业的生态。在这之前,基金会行业没有明确的分工合作的,也没有所谓的支持性机构。所以自1998年,行业开始出现了分工,真正能够称其为行业,行业出现了自己的结构化。2008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成立,2016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基金会行业开始有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行业生态更加丰富和完善。

《慈善法》提出,慈善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应该成为基金会行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发了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准则,有100多条,建立了一些基础。推动基金会行业健康发展,需要有一批基金会持续投入到自律机制的讨论和建设中。行业自律机制要比法律还要严格,是行业机构追求卓越的一个准则或公约。基金会自愿提出遵守行业自律机制中的标准要求,努力做一个卓越的基金会,成为自律机制的签署机构。通过自律机制的背书,识别行业的“良币”,进而“自清门户”,达到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目标。希望将来签署行业自律公约的基金会从几十家到几百家,让卓越的机构自己给自己压力,努力做得更好,让资源流向*的机构。

Q10

如何理解基金会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公益生态中,基金会是一个支持层。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部门看做一种公益生态,它不是扁平化的。就好像企业的发展不简单的是数量,经济发达意味着特定结构的出现,例如,有没有股份制公司、跨国公司、金融公司?银行体系怎么样?经营产业发不发达?仅仅是数量多并不意味着经济发达。在公益领域也是一样的。我们看数量只是一个方面,但是还要看这种特定机构的出现,就是支持类组织、基金会的出现,包括孵化器。这类组织就好像银行、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只有这样的结构构建起来,这个生态链才能接上。生态链的层次性决定了公益生态发展的程度。

公益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从里面摘取一个部分,以对局部的理解来理解整体,这种研究、分析的方法是错误的。局部是无法代替整体的。行业里面有一种不好的习惯:认为自己的方法就是对的,别人的方法就不对,认为自己是正教,别人都是异教。行业里面有一种声音(理解方式),是把基金会分类,认为这家是好的基金会,哪家是不好的基金会。每个国家的背景、体制、政策、经济等各有不同,意味着生态体系的不同,因此对各个系统中的慈善机构,也要根据实际,特别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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