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达是央企还是国企(李宁市值)
中国信达是央企还是国企(李宁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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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宁市值
出品 l 观点财经
作者 l 橙子
关于信达地产（SH600657）的*消息有两件事：
一件是信达今年1月份再度完成换帅，由赵立民接替丁晓杰就任公司董事长，这也是信达地产三年内第二次更换董事长。
第二件事是信达地产1月底成功发行一笔规模27.7亿元，票面利率*4.57%的公司债，用于偿还旧债。
这两件事同时说明两点问题，一是频繁换帅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信达高层对当前销售情况并不满意，这也让一直困扰信达的低周转问题浮出水面。
二是即便信达整体销售规模并不算行业*，且本身资产质量也有待商榷，却偏偏能获得让一众房企望尘莫及的低融资成本，而且整体负债水平并不算太高，这一点或许也跟信达地产的央企背景，以及“修饰”后的财务报表不无关联。
即便央企背景
也只有百亿销售规模
根据公开资料，信达地产最早是做软件开发业务起家，2008年通过资产重组置出原有软件资产，置入信达投资下属11家房地产企业，公司更名为信达地产，成为房地产公司，并在2009年成功借壳上市。
信达地产的大股东是信达投资，而信达投资则是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纯正央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的子公司。
于是，信达地产也成为有央企背景的上市地产公司之一。
而这个央企背景，也为信达地产提供了无比便利的金融支持和资源支持。让信达地产不仅可以获得极低的融资成本，还能借助身份便利，获得大量廉价土地。
只是这样一家拥有资本便利的房企，即便有充沛的资金支持，却仍只有几百亿销售规模。
根据信达地产披露的2020年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截止到三季度末，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金额约 165.31 亿元，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销售金额约 38.25 亿元，代建项目销售金额约 7.77 亿元。
而整个2019年，信达地产也仅实现265.58亿元的销售金额，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销售金额81.06亿元，代建项目销售金额6.91亿元。
如果再往前推，2018年，信达地产实现上市以来的*销售成绩，但也仅为309.68亿元。
2017年，信达地产全年销售额则只有224.71亿元。
为何在拥有充足资本支持和资源支撑的情况下，信达地产业绩表现却始终反响平平，或许可以从当初不计成本拿下的地王项目有关。
不计成本做地王
终究还是错付
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2015年至2017年，信达地产因频繁高价拿地声名鹊起，3年时间，信达地产以440亿的总代价，连夺“八大地王”，斩获并不算赞美的“地王收割机”称号。
这些地王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合肥等热点城市，分别是：
2015年6月广州天河地王；7月合肥滨湖地王；11月上海新江湾城地王；12月深圳坪山地王；
2016年1月杭州南星地王；5月杭州滨江地王；6月上海宝山地王；
2017年11月，信达地产以43.34亿元拿下的合肥“总价地王”包河S1706号地块，*楼面价18749.91元/平方米，溢价达223.27%。
楼市资本论整理
在曾轰动一时的杭州滨江地王争夺战中，62.86亿元的起拍价，经过20多家*房企激烈叫价，硬是被信达牵头的信达-万科联合体叫出123.18亿元的天价，溢价率高达95.95%，平均楼面价达到21575.78元/平方米。
这是杭州土拍史上第一宗成交价超过百亿的地块，也创下当年全国总价地王记录。只是随后万科立即反悔退出，由融创和滨江两家地产公司接盘，三家分别持股50%、40%以及10%。
同样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有信达在竞拍上海宝山顾村地块时，同样不计成本，以303%的溢价率，平均36962元/平方米的楼面价，耗资58.05亿元拿下该地地王称号。
但如此高调且不计成本地拿地策略，并没有为信达带来充沛的资本回报。
以杭州滨江地王为例，该项目自2017年12月领下首张预售证，至今仅实现预销售收入85.5亿元。而截至2019年8月底，该项目已向金融机构借款60.7亿元，信达地产最近又为其17.5亿元的融资提供担保，可见开发难度不小。
上海宝山项目同样尴尬，该项目被交由泰禾操盘，取名信达泰禾上城院子，但受限价政策及市场下行的影响，销售均价仅有53000元/平方米，相对于拿地时47722元/平方米的可售楼面价，利润空间有限。
此外，信达手里剩下的地王项目，销售情况貌似也同样不太乐观，加上这些项目所占资金量较大，在拖累信达存货周转效率的同时，也让信达在扩张之路上束手束脚。
根据新浪鹰眼预警整理数据，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信达存货周转率只有0.11次，远低于8.2的行业平均水平。
鹰眼预警
而且从财务表现来看，信达2017年之前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处于净流出状态，2017年达到144.12亿元后，近两年又呈下滑状态。
2018年，信达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70.61亿元，同比下降51%；
2019年，信达该指标小幅增长，达到81.15亿元，但仍不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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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隐藏负债的小妙招——联营合营
在负债问题上，从2014年起，信达负债总额就在逐年攀升。
2013年，信达全年负债总额只有168亿元；
2014年便增至294.83亿元，同比增长75%；
2018年，信达负债总额达到历史*的806.09亿元，近5年负债总额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28%；
2019年，信达负债总额小幅下降至758.45亿元。
但到2020年三季度，信达负债总额则已经达到781.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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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信达的整体杠杆率（资产负债率）却始终保持在70%-87%之间，截止到2020年三季度，其资产负债率只有76.85%，虽然高于65%的行业平均水平，跟其他该指标动辄90%左右的房企相比，还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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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信达资产负债率不算太高的原因之一，跟通过做多联营或合营公司规模，将大部分本应属于信达的负债转移到表外不无关系，从而造成信达整体资产负债率不高的假象。
根据相关媒体及公开资料整理，2015年11月底，信达地产斥资72.99亿元斩获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城地块，并曾表示将***持股该地块。
但在2016年的年报中，新江湾城地块却变成了合作开发，合作方与信达地产分别持股45%及55%，信达地产仍是大股东。但是，信达地产却将该项目公司放入了合营企业名单，两方均不并表。
在*披露的债券募集说明书中，信达地产所持上述项目公司上海泰瓴的股份比例已经增至90%，处于*控股地位。不过，该公司依然被信达地产列入了合营企业而非子公司名单中。
尽管从财务规则上，信达将*控股的上海泰瓴以合营企业身份列为表外项目的做法可行，但反映到实际经营当中，信达却仍旧要为上海泰瓴的财务状况买单。
如果算上其他有同样情况的联营或合营公司，信达负债水平可能要高于此，整体财务表现可能也要弱于当前。
因此，对于信达当前看似合理且良好的财务表现，确实值得为其打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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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时代财经
和国产运动品牌李宁相伴近十年，曾华锋正式宣布退休。
图虫创意
日前，李宁（2331.HK）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席财务官曾华锋已达退休年龄，于7月8日起正式退任。根据公告，曾华锋退休之后李宁公司的CFO一职将空缺，直至公司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填补。
这也是自2019年李宁引入日籍华人钱炜（日文名：高坂武史）担任行政总裁后，李宁近几年鲜有的人事变动。
现年60岁的曾华锋将半生都献给了零售行业，他于2013年4月正式加入李宁公司，负责财务及库务职能，以及投资者关系。在此前，曾华锋就曾任职于Guess Inc、Ashworth Inc及Levi Strauss Company，并担任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亚洲区总裁等多项管理职务。
CFO一职即将悬空，7月8日收盘，李宁股价报收71.9港元每股，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31%。今年以来，李宁股价累计跌幅达15%，总市值约1880亿港元。
事实上，成立30余年，李宁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并不算十分稳固。回顾曾华锋在李宁的近十年，李宁从业绩持续亏损的困境中走出，经历了金珍君作为行政总裁时期的业绩承压以及黯然离场，到李宁亲自复出担任总裁执掌公司，及至钱炜空降任CEO一职。
而从2012年至今的十年，这家昔日的国民第一运动品牌，也从耐克追逐者，到被来自福建晋江的安踏全面超越。如今，尽管李宁品牌和产品仍颇具价值和影响力，但无论在业绩、资本市场表现，还是经销商中的口碑，李宁也早已失去了第一的地位。
伴随公司业绩的起伏，职业经理人团队历经轮回，则成为外界观察一家企业的窗口。
李宁公司转型期的救兵
2008年，李宁本人点燃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将李宁品牌形象推至高峰，同时运动风潮席卷中国。李宁公司营业收入也从2007年43.49亿元增至2010年的94.79亿元，实现三年翻番；净利润则由4.74亿元增至11.08亿元。
然而，此刻的李宁正面临着“虚假繁荣”。有业内人士指出，自2004年上市之后，李宁公司过于追求规模增长，批发模式下，管理层忽视了终端的库存压力盲目扩张，给经销商压货，也造就了“*即拐点”的事实。
曾华锋加入李宁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与转型时期，彼时的李宁正面临连年亏损的尴尬境遇。
2011年李宁业绩开始下滑。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从上一年的94.78亿元跌至89.28亿元，利润也大减65%至3.8亿元，年内关闭了1821家门店。外界盛传，李宁的业绩不振与时任CEO张志勇的改革措施脱不了干系。2008年-2010年，张志勇将李宁的战略重心从体育转到时尚，李宁原有的经典LOGO和口号也被彻底颠覆。
2012年，担任李宁CEO十余年的张志勇递交辞呈，随后，李宁引入国外私募集团TPG，其合伙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启动费用达14亿元-18亿元的复兴计划。即在6-12个月内，着力解决存货、成本、组织执行能力、渠道、专注核心业务和改善营销效率等短期问题；1-2年内改善供应链管理、营销和产品规划模式；2-4年改造业务模式，提高零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
尽管方向正确，但金珍君并未让李宁的情况好转。2012年-2014年，李宁营收由66.76亿元增至67.28亿元，但是连续三年分别亏损19.79亿元、3.92亿元和7.81亿元，总计亏掉近30亿元。
彼时，李宁的高管团队正进行重整。公司当时的首席供应链官是戴尔公司前高管；代理首席销售官、首席产品官、设计总监均来自耐克和阿迪达斯；首席市场官来自GENERALMILLS，同时拥有宝洁和强生的工作经验；而首席人才官则来自汉高公司。CFO曾华锋，也是李宁公司在改革时期搬来的救兵之一。
2014年底，上任CEO一职不久的金珍君黯然退场，李宁本人再次掌舵，公司也重新用回“一切皆有可能”口号。同时，在每年的业绩发布会上，曾华锋也伴随李宁身旁，应对媒体和投资者的提问，是除李宁以外最受关注的管理层。
2015年至今被成为李宁公司的恢复增长阶段。此前接连亏损的李宁公司在2015年实现了盈利，李宁公司的年度收入同比增长17%至70.89亿元，净利润1431万元。
但是这对于转型期的李宁来说远远不够，继续实施转型需要资金，此时作为首席财务官的曾华锋成了李宁公司坚强的后盾。2015年10月李宁公司宣布拟以1.24亿元向非凡中国出售10%的股份，这笔交易的目的是为李宁的继续转型补充资金。
到2016年底交易完成之时，李宁公司从这笔交易中获得税前收益3.3亿元，李宁公司当年的净利润由上一年的1431万元增至6.43亿元，当年经营现金流增至9.95亿元，现金循环周期由2015年的76天缩短至2016年的59天。
而后的几年，李宁公司的转型更为顺畅，也逐渐有了回报。2015-2018年实现收入、净利润正增长，年均复合增速分别达11.59%、498.91%。
另据年报数据显示，在曾华锋作为CFO的近10年，李宁的经营现金流由此前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15年-2019年，分别为6.87亿元、9.95亿元、11.59亿元、16.72亿元、35.03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降至27.63亿元，而2021年再度回升，达到65.25亿元。
越卖越贵的李宁，却失去第一宝座
尽管相比十年前，如今的李宁已逐步走入稳定的发展轨道，但落后于耐克、阿迪达斯，甚至安踏。李宁早已辉煌不再。
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安踏（2020.HK）在营收、毛利、净利润上*超越李宁，随后李宁再没有反超。彼时有媒体报道称，李宁曾在内部质问“为什么晋江品牌两三年能追上我们”。
事实上，历经几任CEO的带领，李宁并非没有尝试过变革。
2018年，“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开启了国潮复兴。同年，李宁公司*提出“单品牌、多品类、多渠道”策略，与此同时，开始把重点放在提升毛利率和同店店效上；2019年，李宁公司引入前优衣库高管、日籍华人钱炜作为联席CEO，并要求其优化公司现有的零售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从美籍华人金珍君，到日籍华人钱炜，李宁一度被外界认为过于依赖外籍职业经理人，也流露出李宁想要国际化的企图。
服装行业分析师马岗对时代财经表示，李宁公司从近七年的管理效率、产品运营等维度来看，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新路子。2015年-2021年，李宁营收由70.89亿元增至225.72亿元；净利润由1431万元增至40.1亿元；毛利率也由44.6%提升至53%。
不过，在资本市场看来，如今的李宁仍缺乏吸引人的故事。有长期研究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对时代财经称，“安踏不仅业绩好于李宁，在资本市场的故事也更多，收购的几个品牌都还不错。”
事实上，与近年来相继收购FILA、迪桑特、斯潘迪、可隆等国际品牌的安踏相比，坚持单品牌战略的李宁在收购动作上的确乏善可陈，更多的是则来非凡中国。
日前，李宁的第一大股东非凡中国正式通过收购英国鞋履品牌Clarks的交易。2020年后，非凡中国还先后收购了香港本土品牌堡狮龙（Bossini）、意大利百年品牌铁狮东尼（Amedeo Testoni），但在品牌影响力上，与FILA尚有一段距离。
6月30日，非凡中国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提交了从GEM转往主板上市的申请，并且同步递交了相关IPO招股书。李宁本人则为非凡中国的主席兼行政总裁。这是继2018年1月和7月两次申请失效后，非凡中国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转板上市申请。若上市成功，这也将成为李宁本人掌舵的第二个上市品牌。
尽管李宁公司在2018年确定了“单品牌”策略。但是似乎李宁本人仍然有一个多品牌的梦。马岗认为，无论是上市，还是收购，“可以这么理解，李宁对标的是安踏旗下的FILA，而非凡中国则对标的是安踏集团。”
不过，马岗也表示对非凡中国所收购的品牌并不看好。“时代变了，消费者的需求变了。这些收购的品牌对国内消费者来说，没有吸引力，除非做国际化，但是无论是非凡中国，还是李宁，多次国际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至少短期内这个能力是不容易练就的。”
同时，在国际化战略的道路上，李宁还试图打造高端化品牌，这一点从中国李宁品牌就可以窥见。
据时代财经此前报道，去年底，李宁正式发布全新独立*运动时尚产品线LI-NING1990，再一次拔高了商品售价天花板。根据LI-NING1990天猫旗舰店显示，店铺内价格*的*和创魂系列女士中长款大衣，零售价已达4599元，在店铺225件商品中，有超一半的商品售价在千元以上，一双经典系列中短袜零售价也高达110元。
成立三十余年，虽然李宁的品牌光环仍持续助力公司，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产运动品牌崛起，失去国内运动品牌第一宝座的李宁，不仅面临着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的冲击，还要应对国内同行的竞争。“一切皆有可能”的口号，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或许并非那么容易。
3月31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HK：1359，下称中国信达）发布了2019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信达总资产达15132.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1649.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4％；全年实现归属本公司股东净利润130.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4％；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ROE）8.56％，较去年同期上升0.24个百分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1.00％，较去年同期上升0.18个百分点；建议派发现金股息总额39.2亿元，股息支付率30％。
主业模式稳步升级，不良资产主业优势进一步巩固
中国信达坚持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守不良资产经营主业，立足问题资产和问题机构，拓展“大不良”业务的内涵与外延，主业模式稳步升级，突出主业成效巩固。2019年，不良资产经营作为公司核心主业，业务收入及税前利润占比继续保持*优势，分别达到70.2％和78.0％。
收购经营类不良资产处置收益稳步增长。2019年，中国信达灵活应对不良资产市场新变化，准确把握银行等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机会，合理报价，理性投放，保持行业成本领先优势，核心资产储备持续领先，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了信达智慧。截至2019年末，收购经营类不良资产净额1981.5亿元，公开市场收购均价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中国信达加强资产分类管理，加速存量资产周转，夯实现金回收，资产周转率有效提升，处置规模和现金回收稳步增长。2019年，收购经营类不良债权资产收入136.0亿元，同比增长20.7％，2016年至2019年复合增长率为32.6％；内部收益率15.6％，较去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
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价值提升初见成效。中国信达聚焦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存量风险，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推进产融合作，探索“收购+盘活”“收购+综合金融服务”等复杂问题解决方案，业务重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强调审慎有效投放，强化新增项目准入标准，区域结构进一步优化，业务稳健发展，收益率稳步提升。2019年，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收入165.0亿元，月均年化收益率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主业模式升级取得新突破。2019年，中国信达针对新的风险形态，依法合规前提下审慎创新，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自身业务模式创新升级，以及各业务品种之间有机结合，对不良资产模式进行探索，提升主业能力，破解痛点难点问题。创新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方式，拓展非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包收购处置，探索基金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开展违约债券收购处置，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主动性和有效性。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在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产业兼并重组、推动危困企业破产重整、帮助实体企业降杠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大问题机构危机救助力度，参与大型企业集团危机救助、上市公司纾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等危及区域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化解工作，探索实践了博源、齐星、洪业等一批典型案例。
集团资源配置优化，金融服务协同效率进一步提升
中国信达有重点地发展能为拓展不良资产业务提供服务和支持的金融服务业务，持续推进子公司资源战略整合和资本配置优化，强化集团管控，加强集团协同，发挥集团合力。
金融板块业务整合提速。中国信达根据与主业协同程度，优化整合子公司资源，出让幸福人寿股权，改善集团资产结构，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完成集团境内外证券子公司的股份重组和业务整合，解决了交叉持股问题，有利于整合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服务能力，并推动运用市场化手段补充证券业务经营资本。加强子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引导子公司聚焦主业，优化结构，提质增效。
围绕主业协同效应增强。中国信达进一步明确子公司在业务协同中的功能定位，围绕“大不良”业务需求，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在协同激励与合规经营的基础上，形成集团总部、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客户共享、产品共享及利益共享的良好业务协同发展局面。2019年本集团业务协同规模合计3428.8亿元，涉及客户3101户，实现协同业务收入人民币37.2亿元。
南商银行持续稳健发展。中国信达将南商银行作为集团协同和转型发展重要支点，发挥其在产品和客户渠道等方面与集团的高度互补性，推动其全面落实转型战略，实现了整体规模增长，持续稳健发展。2019年，南商银行总资产达4370.2亿元，同比增长7.2％；营业收入152.7亿元，同比增长11.7％。
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风险管理运行机制更加有效
中国信达以专业经营带动效率提升，推动结构调整，优化资本配置，加快资产周转，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资产质量稳步向好，高质量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
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国信达顺应“大不良”业务导向，重点支持主业投放，主业资产占比优化，利润、收入占比稳定，效率提升。截至2019年末，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资产总额9452.3亿元，占比保持在60％以上。有效调配财务资源，提升资金回收运用效率，合理控制杠杆水平。截至2019年末，集团杠杆比率下降4.5个百分点。准确把握利率走势，主动调整融资策略，加速推动融资成本下行，利息支出同比下降4.1％。加快推动融资方式创新，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标准化融资占比不断提升。2019年，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654.8亿元；信达投资及其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112.8亿元；信达香港的子公司发行美元有担保优先票据10.0亿美元。
资本安全边际合理充足。中国信达继续推进以资本约束为导向的经营发展机制，实时监控各业务板块和产品条线的资本变化情况，确保维持稳健的资本状况以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高质量发展，资本运作效率持续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末，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20％、14.37％、16.76％，保持较好安全边际。
风险防范化解成效显著。中国信达按照“总量控制、统筹管理、全面覆盖、盘活存量”的原则加大风险管理力度，将流动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保障现金流健康循环，严控新增风险，化解存量风险，资产质量有效巩固，并释放了部分财务资源。2019年，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减值比率降至2.87％，下降0.2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增至200.0％，上升19.7个百分点。中国信达还加强集团风险偏好的监控与传导，完善分子公司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提升风险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强化风险加总能力，风险总体可控。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发展潜能进一步激活
中国信达建立质量优先的经营导向，推进子公司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以改革解难题、增活力、添动力，打造运营效能提升的新引擎。
机构市场化改革提速。中国信达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总部机构改革，实施业务部门市场化直营改革，强化“总对总”优势，初步实现投研一体化，推动客户中心战略落地。围绕“大不良”业务，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业务板块的统筹规划。推进业务审核决策机构改革，提高审核决策效率。设立合规部门，建立与经济形势和监管环境相适应的合规运营机制和合规文化。推进子公司深化市场化改革试点，对管理团队实施市场化选聘和任期制管理，推动集团管控模式向管资本、管人转变。
干部队伍结构优化。中国信达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组织部分岗位市场化竞聘，加大中层干部调整力度，一批专业素质高、年富力强的员工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强化员工培训，做好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完善员工管理制度，畅通职务晋升通道，加快推进干部队伍市场化、年轻化、专业化。
公司治理能力持续提升。中国信达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相结合，进一步优化现代公司治理架构，有效发挥“三会一层”作用，不断完善决策科学、监督有效、运行稳健的公司治理运营机制，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获得境内外监管部门、投资人、媒体的广泛认可。2019年，中国信达荣获第九届中国证券金紫荆奖“*公司治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上市公司”和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中国百强企业奖”“中国道德企业奖”等多个奖项。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期、攻坚期，也是中国信达新20年的第一年。中国信达将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和助力复工复产的同时，坚持用自我提升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紧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项目重组和投行运作的核心竞争力，做好做精不良资产主业；巩固不良资产主业优势，推进市场拓展和有效投放；营造“大不良”生态圈，培育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推进客户中心战略，提升基础运营管理和金融服务协同能力；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中国信达将扎实推动公司实现“专业经营、效率至上、创造价值”的高质量转型发展，为第二个20年开好头、起好步，努力为股东、为客户、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信达入驻，恒大或迎转机，许家印会步张近东后尘吗？
2022年1月23日晚间，中国恒大公告称，自1月23日起，肖恩获委任为执行董事，梁森林获委任为非执行董事，原恒大系两位执行董事辞任。来自中国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组成成员单位之一中国信达，其高管梁森林此前与恒大毫无瓜葛，此次作为“局外人”*进入恒大董事会，确实会给外界带来很多想象，甚至有分析称，恒大将迎来转机，危机将获得化解。
事实也是，中国信达作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成立之初的主要职能就是处置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后扩大到四大银行资产。随着处置工作的不断深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从此前的单一职能转向多业务角度发展，业务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处置不良资产之外，还包括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行金融债券等。而处置不良资产，以及围绕不良资产处置展开业务，仍然是包括信达在内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
此次中国信达成为中国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实际也就是从不良资产处置的角度入手，发挥信达资产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优势，赋予其参与恒大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其中，接盘恒大，帮助恒大走出困境，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恒大要想通过自身摆脱困境，基本没有可能，只能借助外力。而按照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可能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救得了恒大，救得动恒大，会去救恒大，他们能够保证自己不出风险，就已经相当不错。像2017年万达遇到风险时，融创与富力出手“救”万达那样的好事，不会再在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发生。更多情况下，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然，也不会让许家印这么“狼狈”，让许家印只能向广东省政府求救。
能够救恒大的，或许只有国企，特别是央企，且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国企中的开发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很多也是债务累累，资产负债率很高。只是因为国企，不会像民企那样只能依靠自己，救国企的力量明显会多于民企。毫无疑问，像信达这样资金实力相当雄厚，对不良资产处置相当有经验的国企，就会成为解决恒大问题的主要选择，且容不得恒大自由选择。因为，对于恒大来说，已经没有选择，也没有时间选择，否则，就会风险立刻爆发。
此次中国信达入驻恒大，基本可以判定将是恒大的主要接盘者和资产处置者，承担着重要的帮助恒大摆脱困境的重任。而恒大能够让国企来接盘，也不伤面子。一旦信达给恒大注入足够资金，就可以确保“保交楼”目标不落空，从而守住市场形象。只要守住市场形象，按照恒大手中掌握的项目、资产，是能够恢复资金链正常运转的。在此基础上，利用信达这个平台，处置相关资产、特别是非主业资产，从而实现减少负债、缩小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真正把资产负债率降低到安全水平、合理水平。
而肖恩作为恒大汽车的董事长，也进入恒大董事会，或有更加深刻含义。未来的恒大，会不会转型成只有汽车、地产、物业三大板块，其他全部需要通过信达资产平台处置掉。甚至不排除将地产板块也从恒大的未来发展战略中剔除，只留下轻资产的物业和重资产的汽车。如果这样，一个新恒大将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不过，如果真的如此，随着信达的入驻，恒大很有可能出现苏宁一样的结局，许家印会像张近东一样，不再担任恒大董事长，恒大的控股权，也转移到信达资产手中，许家印只保留恒大名誉主席或顾问。许家印的股权，则由家人或亲信持有，并委派家人或亲信参与恒大董事会重建。如果是这样，倒也不失为一种化解危机的好办法。至少，可以保留恒大的血脉，可以让恒大在信达进入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近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有力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一定程度上，说的就是恒大。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信达的介入，恒大应当能够渡过难关。那么，风险也就可以有效避免了。至于许家印还是不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恒大不要出事，恒大能够保留血脉。如此，对许家印来说，也是可以交代的。毕竟，在他手上恒大没有完全趴下。到时候，他作为恒大的创始人，也能够平安地享受晚年生活，就像张近东一样，留下曾经的辉煌，品味起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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