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获信任(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

公益机构现在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是走公开透明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公众最大的要求，也是改善社会环境的方法，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青基会最近在做高效能习惯的培训，要改善社会环境，就要从自己开始，把自己做好，才会对社会有更好的交代。

公开透明化，是一个公益机构行动的过程，也是捐赠方和公益机构之间互动的过程。对于捐款人来说，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自己要捐多少钱；自己要选择的价值取向或捐赠方向在哪里，是教育类还是环境类，想资助什么样的项目；选择自己信赖的机构；更需要知道钱用在了哪里，结果怎么样。作为受托者的基金会来说，要了解在哪些地方有需求、需求者是谁、在哪些领域里有什么需要解决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受托人接受捐赠时最需要向捐赠人做交代的。

基金会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之前的工作流程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找好人，收好钱，发好钱。但现在有很多捐赠人不太信任，希望用最直接、最快捷、最简单的方法把钱一步送到位。你可以用最简单，最低的成本做这些事，但实际上对于受益人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受益人在你的协助和帮助下是否能够有所改变。

一个公益项目执行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有独立的机构来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更需要公益组织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开透明的标准，这是我们的弱项，也是各个组织都面临的问题，所以需要很大的努力。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把成功和失败都说出来

基金会要获得信任，就要全面的透明化，就应该把成功和失败都说出来。扶贫基金会之前也做过尝试：汶川地震期间，我们搞了几次新闻发布会，每个阶段都很诚实地向公众公示。我们有一些物资找不到了，就在报告里面反应出来。媒体报道称物资丢失是因为遭到了哄抢，他们说这是社会治安的问题。这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好的反响，也惹得地方政府不高兴。实际上，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我们确实在机场和路上出现了一些差错，确实有一些东西找不到了。

虽然结果不太好，但我们还要坚持做。我们最近在观察、研究和学习，学习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及新媒体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新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扶贫基金会下一步需要把这些理论变成具体的操作。

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非盈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主动公开，不要等追究了再回应

慈善组织公信度的缺乏是当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事实上，与评估企业不一样，在对公益组织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并不是捐款最多的组织就最好，也不是花钱最多的组织最好，而是涉及到公益绩效的问题。在中国的捐赠者很多还是盲目的捐赠者时，捐款多的组织就不见得是好组织。这一点公众应该理解。

我们的公众也很有意思，总是会觉得慈善组织的所有信息就应该全部公开，一览无余，这个也错了。其实有一些信息就不需要公开，有一些捐赠者的个人隐私不愿意暴露，甚至有的受益者的信息也不愿意暴露。另外，任何一个慈善组织事实上也是有商业秘密的。例如，理事会内部的讨论资料也是不能公开的。公众应该知道哪些信息是可以公开的，哪些是不能公开的，这个信息要明确。

公众的疑问是正当的，因为公益组织里面有公共资源，又获得了大量公共的支持，进而进行捐赠，同时还享受免税政策，这些都决定了其必须要对利益相关者负责，这就决定了对其透明度要求的合理度。

公益组织应主动地去公开信息，基金会也罢，慈善组织也罢，总认为要求信息公开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因而这当作不得不做的负担。实际上，主动公开信息，是一种扪心自问，是一种反省和自律：既然已经受人之托，就要做人之事，要主动把这些公开出来，不要等到追究了才回应。

最新政治新闻评论，100多字就好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正在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这从网友的调侃可以看出。 慈善事业在内地起步较晚，近年来各种诈捐、骗捐多发，上海卢湾红十字会还爆出天价餐费的丑闻。慈善组织到底应该如何运作？所募善款去向应该如何监管？6月27日，记者采访了香港红十字会以及部分业内人士。（《南方都市报》6月28日） 香港红十字会，尽管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分会，但公信度高，备受好评，原因不外乎四个字。 一是审。为了确保专款专用，香港红十字会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曾几何时，李连杰的壹基金被称为“中国NGO中和国际先进经验最为接近的民间慈善组织”，获此褒奖，原因并不复杂，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负责壹基金的审计，每年要出具五份财务报告(四份季报和一份年报)。壹基金的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其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正如壹基金创办人李连杰所称，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到灾区去的时候不看收据，要看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 二是晒。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之后，要将长达50多页的报表向公众晒一晒，市民通过网页或电话均可查询到善款的去向。反观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有的甚至连网站都没有，更遑论晒报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日前透露，“我国的基金会超过2200家，其中1288家基金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新京报》6月10日）而事实上，早在2006年，民政部就颁发《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要求基金会向社会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募捐活动的信息、资助项目的信息以及财务会计报告。但从执行情况看，全国有一半左右的基金会，尚没有公开慈善内容和财务信息。为何不公开？不公开或许就存有猫儿腻。 三是说。说即说法，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了，红十字会得给个交代，得有个说法，不是简单地向公众说，而是必须向慈善者说，据香港红十字会发言人苏小姐表示，“（香港红十字会）一定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而小数额捐赠的市民，我们也会组织探访团去察看。”而我们看到，不少内地慈善者将钱捐出去了，却从未收到慈善组织的反馈信息，既不知道受益者是谁，也不知道受益者是怎么花钱的。更可怕的是，还有造假现象，据报道，一些慈善者通过一慈善组织一对一捐助了17名儿童，只有3名收到捐款。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居然有8封是假的。 四是管。据报道，目前，香港慈善机构的监管由不同政府部门负责，慈善组织根据筹款行为向不同部门申请。据了解，负责监管的香港社福署还将于今年8月实施新措施，以加强监管工作。其实，社福署的管，不是官僚化的管，而是监管和服务，即尽量精简行政程序，方便进行筹款活动，同时力求确保这类活动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和滋扰，并保障捐款人的权益。此外，审批和监察机构筹款活动，并调查管理不善或行政失当的个案，问题严重的将撤销牌照。撤销牌照，这在内地恐怕不可想象吧？ 其实，纵观审、晒、说和管，都是国际惯例，即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就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发挥了巨大威力。做到这几个字，本来就是慈善组织存在的题中应有之义。 字数有点多，你自己删除一些。

IPHONE 4 问题，高手来帮帮忙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该省一分省一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较真的慈善家：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和时间赛跑：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真实成本不止3%？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史上最苛刻”：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超低管理费：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曹德旺简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抗震救灾指挥部由哪些领导和部门组成？各成员单位各自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关于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和工作职责的通知

机关各组、机关党委、各直属单位：

为切实做好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作落实，根据办党组研究确定的意见，现就成立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通知如下：

一、 人员组成(共16人)

组 长：范小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王国良(扶贫办副主任)

郑文凯(扶贫办副主任)

成 员：蒋晓华(办党组成员、外资中心主任)

张 磊(办党组成员、国际中心主任)

司树杰(行政人事组组长)

徐 晖(规划财务组组长)

刘福合(政策法规组组长)

吴 忠(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组组长)

陈久昌(机关党委副书记)

范增玉(培训中心主任)

海 波(发展中心主任)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李守山(扶贫开发协会秘书长)

王 平(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宋红蕾(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

二、主要职责

(一)负责国务院扶贫办及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各项事宜的组织协调工作(行政人事组牵头)。

(二)掌握了解灾情状况(规划财务组牵头)。

(三)会同有关受灾省(市)扶贫办拟制灾后重建工作规划(规划财务组牵头)。

(四)负责灾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等相关组织工作(政策法规组牵头)。

(五)做好与相关部委的协调工作(规划财务组牵头)。

(六)指导受灾省(市)扶贫办开展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规划财务组牵头)。

(七)组织指导所属社团开展募捐等活动，并切实管好用好募捐款物(行政人事组、机关党委负责)。

(八)积极筹划利用外资(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组牵头)。

(九)负责扶贫系统抗震救灾的宣传工作(机关党委牵头)。

(十)负责组织完成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事项(行政人事组牵头)。

中国获得耶鲁世界学者的人有哪些

蔡彦敏，中山 大学法学教授

董 倩，中央电视台记者、主持人

简 艺，人文纪录中心创始主任

马 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主播、主持人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

徐 丹，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总监；毕马威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万延海，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

文远华，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

袁 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张兢兢，公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

耐克2008马拉松比赛日程安排（北京，上海）

万米劲跑 接力上海―万余名跑步爱好者汇聚浦东，赛跑全人类！

上海（2008年8月31日）在今夏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闭幕之际，跨越四大洲25个城市近一百万名跑步爱好者令体育热情继续燃遍全球。今天，耐克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日跑步赛事“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全球启动，将赛场热情转化为全民健身的实际行动。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参赛城市，于当日上午鸣枪。一万五千名跑友在浦东世纪公园及外围完成了10公里赛程。当晚，一场由众多知名艺人领衔的颁奖庆典于源深体育馆举行，活动参赛者则将比赛筹集的全额报名费捐献给中国扶贫基金会。近千名跑步爱好者还分别在北京和广州通过在网上的前期登记，同步完成了10公里的赛程，与上海在内的全球25个城市的跑友们共同参与了这一天的全球劲跑活动。

今天上午7:30，继台北、墨尔本陆续鸣枪后，上海成为全球25个城市中第三个开跑的城市。随着北京奥运会400米自由泳银牌获得者张琳和前奥运会射击冠军许海峰一起扣动发令枪，一万五千名跑友在有“城市绿肺”之称的世纪公园内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迅速占领湖边赛道，浩浩荡荡地向10公里终点处进发。一路上，耐克特别设置的动感声控LED、DJ表演等环节则为广大跑友奉上一份视觉、听觉的饕餮盛宴。作为特别嘉宾的张琳表示：“能够参与这个全球最大的一日劲跑活动，与那么多跑步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感到非常高兴，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激起更多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对于此次跑步活动，跑友莫莉十分期待，“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型的跑步活动，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跑步比赛，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对最近的锻炼进行检验，希望能够跑完10公里，那样的话我就完成了自我突破。”

经过10公里的热力劲跑，男子组冠军王川仅耗时31分9秒就抢先撞线，女子组的冠军则由以34分16秒的优异成绩冲过终点的蒋成成摘得，他们获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当日晚6点，一场盛大的颁奖庆典在源深体育中心上演。知名艺人“小猪”罗志祥、羽泉、“黑人”陈建州、范玮琪以及胡彦斌为与广大跑友一同庆祝这项跑步活动的完成，以音乐为选手们一同庆贺。罗志祥表示：“能通过我们的音乐为所有完成比赛的跑友欢呼喝彩，我感到很荣幸！希望音乐的能量能够帮助大家更有力的奔跑！”特地为本次上海站“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创作了主题曲“动力之歌”的羽泉组合则表示：“跑步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很高兴能和这么多跑友相聚在此，用我们的‘动力之歌’为他们加油！”

在这一天，所有迈出脚步的跑友都为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在颁奖庆典上，耐克副总裁、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翰霆（Willem Haitink）先生将此次“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中国上海站的全部报名费（每名参赛者80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帮助灾区儿童的心理辅导，新学校的操场建设以及家庭的再就业计划。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说：“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慈善事业的贡献。相信这笔善款会帮助更多灾区的儿童重获心灵的光明，树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并帮助更多受灾家庭重回生活正轨。”据悉，耐克公司本次国内活动纪念T恤营业额的10%也将捐献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当日，众多世界知名体育明星的足迹也遍布了四大洲的活动城市，这其中包括环法七冠王兰斯·阿姆斯特朗（于奥斯丁）、NBA04-05、05-06常规赛MVP史蒂夫·纳什（于温哥华）以及06-07赛季MVP德克·诺维斯基（于慕尼黑）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劲跑运动，包括无数次的伦敦马拉松，”在伦敦参加赛跑的现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保拉·拉德克利夫说，“但是参加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活动的确非常特别，与家乡伦敦的跑步者同场竞赛意义非常，作为全球25座劲跑城市之一，我们胸怀相同的目标，共享体验赛跑带来的乐趣！”

音乐与运动的力量

在全球每个参赛城市，活动参与者在终点都能欣赏到优秀艺术家的一流音乐表演，其中最后一站洛杉矶的闭幕盛典上，著名艺人Kanye West将登台献艺。

作为“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全球25个城市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将迎来九次赢得格莱美奖的嘻哈音乐（hip hop）歌手及制作人Kanye West。他将在洛杉矶活动终点，为这一跨越全球25个城市的跑步盛事献上全球闭幕盛典表演。West的表演将为史无前例的一日全球跑步活动收尾。

“我将在洛杉矶为‘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登台表演。这是耐克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10公里跑步活动。这次活动将全球近百万人集合在一起，跑步、欣赏很棒的音乐，同时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我对于能够在此次活动最后一站的闭幕盛典上现场表演而感到非常兴奋。”

在全球其他城市的比赛中，也不乏著名艺人。在伦敦，跑步者将欣赏到由世界著名的美国籍DJ、歌曲作者、音乐家及歌手Moby于著名的温布利球场现场奉献的独家表演。其他城市的终场表演包括RB歌手Kelly Rowland（于巴黎）；台湾歌手Tank（于台北）；电子乐组合The Pinker（于马德里）；土耳其通俗歌手Kenan Doglulu (于伊斯坦布尔)；Fanatic Four (于慕尼黑)；美国摇滚乐队Boys Likes Girl（于新加坡）；Theory of Deadman(于温哥华)、Faker(于墨尔本)、Calle 13(于墨西哥城)以及Julieta Yenegas(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等。

回馈社会

除了跑步和音乐，“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也是一次回馈社会的盛事。全球范围内，耐克和跑步者将为“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官方慈善合作伙伴总共募集至少300万美元。

在全球各个城市的比赛中，诸多耐克运动员将成为慈善事业的荣誉运动大使，环法大赛七冠王兰斯·阿姆斯特朗表示：“作为一个长期坚持跑步的人和癌症幸存者，我很自豪将参加‘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这次跑步盛会汇聚了体育界和音乐界的精华，号召全球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参加跑步活动，并一同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努力，支持慈善事业，我们的愿望是对世界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影响。”

关于“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

2008年8月31日，耐克将组织“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一次史无前例的跑步活动―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日跑步盛事。耐克的首次全球跑步活动将在一天内完成，预计有近百万名参加者，跨越25个城市，并举办25场音乐庆典。这次10公里挑战赛旨在庆祝跑步者的成绩以及这项运动本身，向全球的参与者提供一个一同跑步和竞赛的机会，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跑步体验。“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从台北开始，在洛杉矶结束，横跨欧洲、亚洲和南北美洲的许多城市，将包括洛杉矶、纽约、伦敦、马德里、巴黎、伊斯坦布尔、墨尔本、上海、圣保罗和温哥华等。活动之后，在每个城市都将举办一场由当今优秀艺术家表演的独家音乐会来款待参加者。参加者将在跑步同时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耐克将会把活动所筹集的至少300万美元捐赠给“Nike+赛跑全人类·10公里挑战赛”的官方慈善合作伙伴：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将人们团结起来对抗癌症；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以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为目标；以及联合国（UN）难民公署的“九百万（ninemillion.org）在线活动”—将体育和教育带给青年难民。25个指定城市以外的跑步者可以在nikeplus.com登录并参加本次活动。在Nike+和Nike+ SportBand的帮助下，任何城市和任何道路都能成为跑步活动日的跑道。请访问nikeplus.com以获得更多信息。

关于耐克公司

耐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佛顿，致力于设计、销售以及经营各类体育和健身运动所需的运动鞋类、服装、装备及配饰，处于行业内的领先地位。耐克公司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包括：Converse公司，主要设计、销售和经营运动鞋类、服装及配饰；Cole Haan控股公司，主要设计、销售和经营高档鞋类、手提包、配饰及外套；位于英国的全球领先足球品牌Umbro有限公司，以及Hurley国际公司，主要设计、销售和经营极限运动鞋类及适合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鞋类、服装及配饰。如需更多资料，请登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