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我国经济变化趋势)

2023-03-28 21:04:36 基金 xialuot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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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增长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性开始转变、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组指标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过去5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同步，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与之同步，农村消费的增长也很快。人们印象中，电视机、冰箱、家具行业会是夕阳行业，但数据显示，这些行业在农村市场获得了新商机。可以说，与农村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是“嫩芽”行业。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

其三，技术进步明显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标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指标已经实现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增长很快。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增长速度也明显提升，这是技术的表现。这样的趋势下，促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业将成为新常态中的“嫩芽”行业。

其四，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结构发生了更为均衡化的变化，经济平衡性增强。与西部经济相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嫩芽”行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如何为“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为“嫩芽”固本强基、浇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为此，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嫩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为“嫩芽”注入活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仍没有问题，这将为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增长的“嫩芽”行业提供环境。

如何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更新。宏观调控要适应服务业变成第一大产业、消费变成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势。这种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念、机制创新。

在宏观调控中，过去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的是稳定增长，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也会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为“嫩芽”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讲，创新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最为重要，但是创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领域，政府所要做的应是为创新创造有利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些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种风险存在，但是风险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相比有些国家进入“失去的时代”前70%的城镇化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只有53%。通过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上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应该的，这说明我们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我国经济变化趋势（我国经济发展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新动向

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向如下：

1、中国市场活力吸引全球投资者目光。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趋势性变化。

3、新的阶梯开放战略、多元进口与多元出口适当分离的外贸战略以及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如何？

中国经济仍处于疫后恢复期，相关的改革和政策仍需持续推进；2. 投资：整体稳步修复向好，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3. 消费：受收入增速拖累，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4. 杠杆率：信贷供给收紧，需提防相关风险；5. 价格：大宗价格推升PPI上涨，但对CPI传导较弱；6. 国际收支和汇率：经常账户回弹，趋势或难持续，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不确定性；7. 国际经济形势：关注疫情分化与反复、国际货币政策转向两大风险，全方位积极应对。人力资源而非人口总量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2. 如何保护和提升人力资源；3. 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全年实际PDG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2020第一季度，我国实际GDP增速为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二季度实际GDP增速约为9%，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9%，两年平均增长3.9%；但相对于工业、出口、消费，投资复苏进度相对偏慢、力度相对乏力，整体投资增速尚未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正常增长水平。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恢复进度最慢，两年平均增速尚未转正；基建投资复苏乏力，增速低位徘徊；房地产投资一枝独秀，表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是当前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展望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但增长动能可能仍然减弱，政策加力刻不容缓。ACCEPT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5%-9.5%。虽然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9.6%和33.9%，然而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是由于去年低基数所导致的。综合考虑过去两年的整体情况，当前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仍要慢于疫情爆发前2018年与2019年的水平。导致消费反弹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总产出恢复并未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的提升之中。除收入因素之外，年初疫情的偶有复发与消费习惯的调整也部分地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放缓。

中银研究：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2021年我国经济六大趋势

一是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加速大变局演变，此次会议认为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持续存在，防疫防控措施、纾困政策效果等将影响复苏程度，不排除疫情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再度陷入停摆，这将加大我国外贸压力；美国大选后国际政经格局呈现新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在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产业链安全和转型升级面临挑战；疫情后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全球债务水平，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上升，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冲击我国经济金融稳定。

二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其一，疫情在局部地区反弹和外部输入风险依然存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疫情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接触性活动的影响将持续存在，餐饮、旅游等全面恢复或受到一定制约。2020年11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增速为-0.6%，恢复程度不及商品零售总额（11月增速为5.8%）。服务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加值降幅虽然逐季收窄，但依然为负，2020年三季度分别为-5.1%、-6.9%。其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加大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采取了减税降费、贷款贴息、发行特别国债、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这在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高了宏观杠杆率。2020年三季度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为270.1%，较上年末上升24.7个百分点。各部门杠杆率都有所提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三季度末为164%，较上年末上升12.7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将上升，债券违约压力仍然较大，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本次会议特别提到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与此同时，在资金面相对宽松背景下，“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抬头，比如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市场内“空转”等。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宏观调控政策大概率“转弯”，实施有序退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和外部风险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宏观政策更强调不转急弯，不会快速收紧或退出，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仍保持积极，但强调财政更可持续。第一，财政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和提质增效。“十四五”开局和外部不确定性都要求财政政策保持一定支出规模，继续支持落实“六稳”“六保”，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支出，在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提高支出效能。第二，加强财政持续性，平衡财政压力。此次会议没有重提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有为”，而在保持积极基调的同时提出“更可持续”，强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和过紧日子，预计财政政策力度将有所减弱，财政赤字回落到3%左右，专项债规模略有回落。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与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一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同时，这次会议未提去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是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预计2021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预计M2和社融增速均将较2020年有所回落。一方面，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性，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经济持续恢复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平衡好支持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对防风险的重视程度提高，针对金融领域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等潜在风险，将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本次会议继续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并再次重申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需求侧管理)。

一是在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基础上，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扩大消费。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预计未来除了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外，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财税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步伐都将加快，这不仅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除了收入因素以外，消费潜力的释放还需要有序、科学合理地破除当前存在的一些限制消费政策。结合2020年10月国家发改委提出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预计2021年，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有望率先实质性地推动汽车限购政策向强化限行等引导使用政策转变，从而促进汽车这一大额消费的增长。

二是强调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消费仍处于温和恢复阶段、外部风险因素依然较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持续的背景下，投资仍需要在托底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指出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21年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将继续增加。同时，传统基建投资也将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此外，为了给新一代科技革命打好战略基础，未来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本次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年的首位重点任务。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结合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攻关揭榜挂帅”，预计未来可能以重组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重点以国家力量来推进基础科技研究。我国当前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覆盖8个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教育系统和中国科学院[1]。结合会议关于创新重点攻关方向，以及创新合作方面的指示精神，预计未来国家实验室重组工作，一方面将结合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调整学科覆盖中心，提高信息科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比重。另一方面，结合本次会议强调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未来可能将通过民营企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方式，提高研发成果的应用性。

二是推进基础研究成为未来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创新能力提升上取得不少成绩，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无论从投入强度还是产出应用情况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为6.03%[2]，预计2020年有望达到6.2%左右，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左右。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明确指出“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更加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创新资金支持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基础研究资金的增长将更快。

三是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领域作为创新主攻方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关于创新的主攻方向，本次会议指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预计2021年的创新重点突破方向仍将围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方面开展，即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航空航天科技等世界前沿领域；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人民生命健康重点领域；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关系到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的经济主战场领域；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国家重大需求领域。

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将着重通过深化改革为开放创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利用开放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同时，与上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措辞不同，本次会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疫情、中美摩擦、疫苗推广是否有效等不确定性，对外贸增长和扩大外资利用不宜过度乐观。另一方面，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博弈加剧，我国将坚决捍卫多边主义，不断对接和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第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已签署RCEP的背景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更体现中国支持多边贸易，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的目标。未来，一是将RCEP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自由流动增加，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消减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继续加快双多边谈判协调。二是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窗口作用，落实相关法律和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至2020年，中国已连续四年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缩减至33条和30条，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在落实相关法律的同时，中国将积极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负面清单和扩大应用范围，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在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是重视开放背景下的安全问题。2020年12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公布，2021年1月18日将正式实施，我国安全审查机制将进一步完善，这在积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同时，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其一，打破制度障碍，建设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将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参与竞争。坚决落实放管服改革，降低不同经济主体的制度成本。其二，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面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开好局，都要求国有企业在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力上发挥骨干作用，未来将引导国企对标世界一流管理，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商业一类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持股，引导各类战略投资者参与治理。与此同时，将鼓励国企民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其三，金融市场领域将更加注重规范市场秩序，包括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打击逃废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

一是大城市住房问题。与2019年将房地产相关表述放在民生保障任务中不同，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八大任务之一，足见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视。这主要与2020年以来在流动性宽松背景下部分大城市供需矛盾突出、房价上涨过快等现象有关。一、二、三线城市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0.01%、-0.38%、-0.24%上升至6月的0.47%、0.46%、2.41%。部分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比如深圳房价自2020年3月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对于释放消费潜力、保障民生、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城市是产业集聚、人才流入的重要区域，2021年针对热点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预计将通过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性需求和打击投机炒房。

二是高度重视租赁市场建设。租赁住房建设是平抑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供给端手段之一，也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住建部等八部委就下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选取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成为住房租赁试点城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而本次会议更是用较大篇幅对租赁市场发展进行部署。2021年租赁市场发展，第一，完善长租房政策。“租购不同权”是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会议提出将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第二，增加租赁住房供给。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应，包括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第三，规范租赁市场秩序。2020年以来以蛋壳为代表的长租公寓爆雷事件频发，2021年将加强长租房市场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同时加强对租户的保护，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作者均供职于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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